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一百多名将军级战犯被分为十三个学习小组，第一组组长邱行湘、第三组组长陈长捷、以及第八组组长郑庭笈都在首批特赦的名单中。1959年，共有33名战犯被特赦，其中10名来自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些战犯包括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的中将司令杜聿明，第二绥靖区的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第四十九军的中将军长郑庭笈，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十二兵团第十八军的中将军长杨伯涛，天津警备司令部的中将司令陈长捷，第二零六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浙西师管区的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周振强，第六兵团的中将司令卢浚泉。

有一种说法是杨伯涛只是少将军长而非中将军长，但特赦资料显示他是中将，这可能与蒋系军衔体系的混乱有关。当时职务军衔和叙任军衔并行，区分少将和中将的标准并不统一。以山东和淮海两次战役为例，我们就能看到蒋军中的少将多如狗，中将遍地走，上将都甩手的现象：上将刘峙负责山东、徐州等战事，但真正指挥的却是中将王耀武和杜聿明。他们的主要助手李仙洲、文强等人也是中将，甚至很多兵团司令和军长也是中将。就连《特赦1959》中王耀武的小迷弟叶立三，历史原型是七十三军的军长韩隽，也是中将军衔。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中阵亡，未能成为战犯管理所的一员，因此也没有机会与韩隽争夺佐公第一弟的身份。王耀武在蒋家王朝的地位非常高，不仅张灵甫和李仙洲等黄埔一期的同学敬仰他，连黄埔三期的王耀武也得到了广泛的敬佩。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王耀武成为了最有权的战犯之一。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道：学习小组长之上还有一个学习委员，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领导，王耀武就是学习委员。虽然王耀武是学习委员，他平时依旧与其他战犯一起学习，学习结束后会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会，汇总学习情况后再向管理所的领导汇报。沈醉对王耀武的评价颇高，认为他是旧社会中的顶尖人物，并且拥有升官发财的能力。他还提到，王耀武是黄埔三期毕业生，而在黄埔一、二期中，像胡宗南这样的杰出人物也屈指可数，王耀武是其中少数能够同时担任军事和政治要职的佼佼者。

战犯是否能被特赦，和他们在管理所中的表现有直接关系，因此，王耀武在功德林战犯四委员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其他三位委员分别是文娱委员宋希濂、卫生委员曾扩情、生活委员庞镜塘。黄埔一期毕业的曾扩情曾是国民党中著名的十三太保之一，战前他曾担任四川省地方武装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在管理所里，曾扩情的身份和经历让他成为资历最深的委员。庞镜塘则是王耀武在山东的搭档，两人在军事和党务上合作默契，庞镜塘作为第二批特赦的委员，也因此成为其他战犯羡慕的对象。为了能尽早特赦，许多战犯都努力争取当上学习小组或劳动小组的组长。

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写道，邱行湘站在一个与他过去生命完全不同的新起点上，这使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他认为，作为战犯管理处的学习小组组长，比担任国民党青年军整编二十六师的师长更具人生意义。

至于庞镜塘的军衔，资料上并未明确说明，所以很难确定他在功德林战犯四委员中的资格。相比之下，王耀武、宋希濂和曾扩情的军衔和资历则相对更为明确。曾扩情在1928年就晋升中将，虽然因得罪蒋介石而被边缘化，但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是年龄最为资深的委员之一，虽然他手下并没有多少兵力。王耀武和宋希濂的军职和领地都较为显赫，王耀武不仅掌握军事，还负责政治事务，因此他在功德林四委员中的影响力最为突出。虽然宋希濂的兵力较多，但王耀武在能力和兵力的综合实力上似乎更胜一筹。

这两位黄埔军官各有千秋，王耀武在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下，显然获得了更多的重用，而宋希濂尽管兵力庞大，但在战场上的成绩不如王耀武显赫。是否认同王耀武的领导地位，可能因人而异，但他的军事能力和对蒋介石的忠诚无疑使他在功德林四委员中处于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