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多年的历史节点上，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千年纽带，其承载的商贸精神与文化基因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2025年12月1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汲古论坛”第四十场在北院区103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以“驼铃渡远，玉帛通衢：丝路胡商与汉唐社会的文化交流”为主题，汇聚了考古学、艺术史、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资深学者与爱好者，围绕丝绸之路胡商群体的历史角色、物质交流实证及文化互鉴影响展开深度研讨，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研究员出席并作总结讲话。此次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焦天然主持，邀请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担任主谈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学术部负责人谈晟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苏浩作为与谈人，共同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学术深度与思想启发的文化盛宴。

齐东方教授长期深耕汉唐考古研究，聚焦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领域，论坛中他以丰富的考古文物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丝路胡商在汉唐社会文化交流中的核心作用，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齐东方开篇打破了丝绸之路“歌舞升平”的固有想象，指出其开通初期并非温情脉脉，而是伴随着战争与掠夺，张骞通西域的背后亦有获取良马的现实诉求。但从历史长河来看，丝绸之路存续的核心动力并非战争，而是商业往来。商人作为丝绸之路上最活跃、影响最深远的群体，其作用长期被忽视。相较于文献记载的匮乏，考古文物为还原胡商活动提供了直接证据——汉唐墓葬中大量出土的骆驼陶俑、胡人俑，并非孤立的艺术创作，而是胡商贸易活动的生动写照。

齐东方认为“考古发现时常起到揭秘的作用。文物真实又可靠，是无声的语言，讲述着历史的真实”。他在讲座中主要借助三类核心文物，还原丝路贸易的规模化与常态化，揭示文物背后承载的贸易信息与文化密码。首先，齐教授以骆驼与胡人俑为例展开分析。从西魏侯义墓、北周李贤墓的载货骆驼，到茹茹公主墓中“后腿站立、前腿跪地”的骆驼，再到深目高鼻、头戴尖帽、身着翻领长袍的胡人俑，这些文物不仅展现了时人对骆驼习性与胡人形象的精准捕捉，更揭示了丝绸原料（而并非仅成品）是丝路西传的重要商品之一，西魏墓葬出土的骆驼陶俑上装载着生丝，便有力印证了这一点。

茹茹公主墓骆驼

他指出，中国汉唐文物中骆驼形象的大量出现具有特殊意义，这些骆驼或满载货物，或与胡人俑组合出土，构成了“胡人——载货骆驼”的固定组合，而博物馆常见的拆分展示方式则割裂了其历史信息。其次，齐教授认为在物质交流方面，西方玻璃器的传入轨迹尤为清晰。中国出土的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不仅种类齐全、保存完好（如法门寺地宫中的伊斯兰磨花玻璃），且依托墓志纪年形成了准确的年代序列，成为世界玻璃器研究的标准器物。西晋潘尼《玻璃椀赋》、杜环《经行记》等文献，亦印证了这些外来器物“越流沙、渡葱岭”的传播路径。最后，货币与商队的遗迹和文物更蕴含着丝路贸易的密码。新疆乌恰深山发现的947枚萨珊银币与金条、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货币兑换记录，以及史君墓、安伽墓石刻中描绘的商队场景，证明丝路贸易已形成规模化网络，粟特商队更是构建了覆盖武威、邺城、洛阳、敦煌等地的商业布局。

萨珊玻璃

除此之外，齐东方还通过阐释货物的去向、商人和胡商的相关文物和史实，分析了商人、商业和商品间的影响。齐教授认为商品贸易，如果仅仅归结于互通有无，大大低估了其社会意义。驼马、胡人和外来器物，暗示着社会面貌的改变。这一改变涉及了物质、生活、观念等方面。他指出，胡商带来的不仅是商品方面的物质革新，更是技术、艺术与思想的全方位交流。在手工业领域，外来金银器、玻璃器的传入直接推动了唐代金银制造业的突飞猛进：胡瓶、带把杯等外来器物的形制被中国工匠模仿并改造，最终融入日常器物体系；在生活方式上，胡服、胡帐、胡床、胡饭等“胡风”元素自汉代起逐渐流行，至唐代达到顶峰，李白“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诗句便是长安国际化风貌的缩影；在思想观念层面，尽管中国古代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如唐代规定商人穿黑袍、不得乘马等等），但丝路贸易的巨大利益仍促使部分人突破观念束缚，器物上“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的铭文，便反映了这种思想转变。同时，齐东方教授也指出了文化交流的双向性：中国的丝织品、铁器、陶瓷等商品通过胡商西传，而长期居华的胡商则逐渐接受华夏文化，其墓葬墓志遵循中原文体，强调忠孝观念，体现了深刻的文化认同转向。

随后的对谈环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谈晟广作为与谈人之一，着重围绕“物质载体视角下的文明交流网络与历史纵深”“文明交流的多元性与古老性”等问题展开对谈。他以文物细节为切入点，主要从三个方面拓展丝绸之路的研究视野。首先，他认为文物细节的历史价值在于还原交流的广度。谈晟广高度认可齐东方教授对单峰骆驼陶俑的统计，指出单峰骆驼原产于阿拉伯半岛，其在中国的出现，为阿拉伯商人早期来华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证明丝路交流的范围远超文献记载。他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乳香为例，说明该香料唯一原产地为阿拉伯半岛，而墓葬年代为西汉早中期，早于文献记载的中阿官方交往，印证了民间贸易网络的早期存在。

契苾明墓单峰骆驼

其次，谈晟广认为对物质载体的分类研究能够追溯交流的深度。他认为丝绸之路并非单线通道，而是复杂的文明交流网络。他以“火与文明”系列展览为例，提出金属、玻璃、陶瓷三种与火相关的物质载体，是追溯东西方交流的重要线索。新疆青铜时代的费昂斯珠子、宝鸡出土的人工烧制釉珠，证明东西方物质交流可追溯至张骞通西域之前；而中亚早于中国千年出现的金银器、从西亚传入的小麦与羊，亦揭示了文明交流的古老性与多元性。他认为，考古实证的价值在于弥补文献局限，通过多重互证可更接近历史真相。不同于易腐烂的丝绸，这些物质载体的耐久性，为还原丝路交流提供了持久证据，弥补了文献记载的局限。

最后，谈晟广认为齐教授的讲座带来的最大启示之一就是考古实证与文献记载的互证。古人认知有限导致文献记载存在偏差，而考古实证能更接近历史真相。丝绸之路并非单线通道，而是复杂的文明交流网络，通过金属、玻璃、陶瓷等物质载体的跨地域比对，结合文献记载，可构建多重互证的研究体系，还原东西方交流的真实图景。

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苏浩从先秦史研究视角出发，聚焦于胡商群体的身份特质与文化传播功能展开对谈和分享。他提出，胡商的多元身份是文化传播的复合型载体。胡商群体具有“使者、僧侣、工匠、军人”等多元身份，这种身份多样性决定了其传播的不仅是物质商品，更是技术、信仰与艺术风格。丝绸之路的诸多别称，如玉石之路、玻璃之路、玉帛之路等，本质上都是以商品为载体的文化交流通道，而胡商正是这些通道的核心构建者。此外，苏浩还指出，胡商的文化传播主要体现在物质与精神双重维度。物质与生活层面较为突出的表现有，汉灵帝时期“胡服、胡帐、胡床”风行京都，唐代胡旋舞、龟兹乐融入乐舞体系，西安何家村出土的萨珊、拜占庭钱币与银盘，反映了上层社会对胡器的推崇，这些物质元素逐渐融入中原日常生活。精神与信仰层面则主要体现在胡商是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等世界性宗教东传的重要媒介，而儒家思想也通过日常熏陶影响居华胡商，使其在墓志中采用中原士大夫修辞、强调忠孝观念，实现了精神层面的文化融合。同时，他关注到胡商的文化认同转变，如安伽墓、史君墓墓志中体现的中原士大夫修辞与忠孝观念，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同化力。苏浩认为，丝绸之路的交流并非始于张骞通西域，此前就已进行着较为纵深的交流。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对“东方羊毛”（丝绸）的记载、古希腊地理学家对“亚麻皮制品”（丝绸）的描述，证明张骞之前已有丝绸等商品通过胡商传入西方。这一观点与谈晟广老师的物质载体研究相互印证，共同揭示了丝路交流的历史纵深。

莫高窟第220窟的胡旋舞

三位学者的发言形成了有效互补：齐东方教授构建了“文物实证——贸易图景——文化影响”的完整逻辑链，谈晟广老师拓展了物质载体的分类研究与历史纵深，苏浩老师聚焦胡商的身份特质与精神文化传播，三者结合，全面呈现了丝路胡商与汉唐社会文化交流的丰富内涵与深层逻辑，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启示。

之后，齐东方教授回应了现场相关的提问，并分享了尼雅遗址发掘的亲身经历，还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的发现过程。这一1995年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实际与“讨南羌”文字同属一块织锦，反映了东汉后期中原与西域的军事文化关联。齐东方强调，尼雅遗址的价值不仅在于此，其出土的漆器、铜镜、罗马玻璃、蜻蜓眼玻璃珠等文物，全面展现了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西域的交融，而遗址中大量未发掘的区域，仍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密码。

最后，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研究员做总结讲话。她指出，本次论坛不仅呈现了丰富的考古实证与学术观点，更触及了“何为中国”的核心命题——中华文明并非从来如此，而是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逐渐建构的过程。她强调，丝绸之路的底层逻辑是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的碰撞，“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与胡商代表的流动商业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碰撞推动了文化的演进与革新。喻院长还谈到“汲古论坛”举办四十期以来，始终以“文明互鉴”为核心关切，通过不同视角的探讨，挖掘中华文化深层的演进逻辑。她以“慈悲”一词的佛教渊源为例，指出诸多日常观念与器物都承载着丝路交流的印记，而“日用而不知”的状态更需要学术研究去揭示。未来，论坛将继续聚焦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深入探索文化交流的深层动力，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提供历史借鉴。

本次论坛以“胡商”为核心切入点，突破了丝绸之路研究中重路线、轻群体的传统范式，通过考古文物与文献记载的双重印证，立体呈现了胡商在汉唐社会文化交流中的核心作用。齐东方教授的主谈兼具实证性与思想性，从文物组合、物质传播、观念转变等多个层面展开论述，辅以亲身考古经历的生动分享，增强了学术表达的感染力；谈晟广老师、苏浩老师两位与谈人的补充则从文明网络、身份多元性等角度拓展了研究视野，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研讨氛围。论坛不仅梳理了丝路胡商与汉唐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更在于提出了值得深入探索的学术命题：如何通过考古实证还原古代商业群体的真实面貌；物质交流如何推动文化观念的深层变革；中华文明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如何保持主体性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为丝绸之路研究与中华文明起源阐释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作为汲古论坛2025年的收官之作，本次论坛延续了“文明互鉴”的核心主题，既展现了中国考古学与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也彰显了学术研究服务于当代文明建构的现实意义。丝路驼铃虽已远去，但其中蕴含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交流精神，仍为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着宝贵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