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寻觅璀璨铜业史》，就铜陵为“商周青铜故里”，简要阐述了古扬州“厥贡惟金三品”、青铜铭文印证，铜陵乃为夏商周“金道锡行”南铜北贡东线的起点，内容稍显粗浅，还有很多疑问没有解惑。今以此文，综合考古发现、学界研究与史料记载，从“金道锡行”的记载、“金道锡行”的线路、“金道锡行”的“金”、“金道锡行”的“锡”、“金道锡行”的朝代、“金道锡行”与铜陵等六个章节，就“金道锡行”做一个更深入的研究和阐述，希望能回答一部分读者的疑惑。自己学识尚浅，如有疏漏和错误，敬请方家指正。

“金道锡行”的记载

青铜铭文记载。最早明确记载“金道锡行”这一专有名词的是春秋早期的“曾伯桼簠（fǔ）”铭文。“曾伯桼簠”原被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所收藏，现存国家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其铭文：“唯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桼哲圣元武，元武孔黹（致），克狄（逖）淮夷，印（抑）燮繁汤（阳），金道锡行，具既卑（俾）方。余择其吉金黄镳（铝），余用自作旅簠，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享于我皇祖文考。天赐之福，曾伯桼段（遐）不（丕）黄耈，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享。”明确记载“金道锡行”，并阐述平定淮夷、控制繁阳，确保运输畅通。“曾伯桼簠”实证了“金道锡行”的存在。

“曾伯桼簠”及其铭文

曾伯桼，是春秋早期曾国的王侯。曾国，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周王室在江汉地区分封的同姓诸侯国，核心统治区位于今湖北随州、京山一带，正处于周王朝控制南方“金道锡行”、管控淮夷与荆楚的战略要地。“曾伯桼簠”的铭文不长，但很清晰地记载了这一历史。2016 年至 2017 年，湖北省再次对苏家垄遗址进行考古，发现曾伯桼及夫人墓，并出土多件刻有“曾伯桼”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件“曾伯桼壶”铭文：“唯王八月，初吉庚午，曾伯桼哲圣孔武，孔武元犀，克狄（逖）淮夷，余温恭且忌，余为民父母。唯此壶章，先民之尚。余是楙是则，允显允异。用其鐈镠，唯玄其良，自作尊壶，用孝用享于我皇祖，及我文考，用锡(赐)害(匄)眉寿，子孙永宝。”与“曾伯桼簠”铭文内容极为相似，都记载了“克狄淮夷”，虽未明确提到“金道锡行”，但也相互呼应，印证了“金道锡行”的真实存在。

“曾伯桼壶”及其铭文

与前文《寻觅璀璨铜业史》所述，存世西周时期的“翏生盨（xǔ）”“师寰簋（guǐ）”两件青铜器的铭文，也有关于“征淮夷”、“俘吉金”的记载，这也与“曾伯桼簠”的记载形成相互印证。这些青铜铭文充分说明：古代淮夷之地，盛产金（主要是铜）、锡，中原王朝通过征服，迫使其进贡，而开辟的运输通道，即为“金道锡行”。

相关典籍印证。除青铜铭文外，春秋以来的相关典籍虽未明确提到“金道锡行”这个专有名词，但其核心内容征服淮夷、南金北贡等均有记载。其中，最早的传世文学古籍《诗经》，其《鲁颂・泮水》篇就记述了鲁国征服淮夷、淮夷献金之事，曰：“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最早的传世历史古籍《尚书》，其《禹贡》篇讲述夏禹以来的贡赋制度，其中就记载古扬州、古荆州“厥贡惟金三品”，并指明古扬州进贡的线路为“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古荆州为“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虽未点明“金道锡行”，但其内容正是对“金道锡行”的实际描述。

《尚书・禹贡》关于古扬州、古荆州贡金三品的记载

“金道锡行”的线路

线路概况。2024年2月27日《中国民族报》刊发的文章《“金道锡行”：探寻商周时期的“三交”历史》认为：通过考古发掘、文献整理、铅同位素分析等综合性研究方法，学界对“金道锡行”的运输路线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其运输主干道有两条：一条为江汉间的路线，沿汉水之东及随枣走廊，经南阳盆地，到达洛阳或西安，或者自鄂东南穿越桐柏山至大别山的“义阳三关”等隘口，经信阳到达洛阳；另一条为江淮间的路线，沿皖南一带，北过长江，经江淮及淮河中上游地区，到达洛阳及中原地区。此文所述“金道锡行”的运输线路，比较契合《尚书・禹贡》记载古扬州、古荆州“贡金三品”的线路。尽管学界还有个别争议，但认为有江淮和江汉两条主干线应是目前主流观点。

商周时期铜料输出路线示意图

《禹贡》九州图

典籍记载。秦统一六国后，为巩固统治、统一思想文化而采取了一种极端措施——“焚书坑儒”，除《秦记》、医药、卜筮、农家经典外，其他各国史书、诸子百家著作一律被烧毁，这给后世研究先秦历史带来了巨大困扰。传世《尚书》，是秦博士伏生藏于墙壁夹层，后秦亡取出，但仅剩29篇（一说28篇），汉文帝时记录整理；汉武帝时，又在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用战国古文书写的《尚书》，共45篇，比伏生《尚书》多出16篇，后经孔子十一代孙孔安国整理献于朝廷。孔壁《尚书》为传世《尚书》校勘提供了重要依据。《尚书》得到传世，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才能从其《禹贡》篇中得以知晓夏商周先秦时期古扬州、古荆州“贡金三品”，有一条江南金属北贡中原的运输通道，即“曾伯桼簠”铭文所称“金道锡行”。两汉时期，司马迁、班固均认可《禹贡》的记载。《史记▪夏本纪》关于夏朝的贡赋制度基本沿袭《禹贡》的记载，古扬州、古荆州“金三品”等物资上贡线路别无二致；《汉书▪地理志》相关内容基本与《史记▪夏本纪》类同。

《史记・夏本纪》关于古扬州、古荆州进贡线路的记载

《汉书・地理志》关于古扬州、古荆州进贡线路的记载

重要枢纽。从目前考古发现和典籍记载看，在这条线路上，至少有3地为重要转运枢纽。其一，就是曾国。古曾国始于商，立国700多年，处于“金道锡行”西线的“随枣走廊”上，位置关键。这既可以从“曾伯桼簠”、“曾伯桼壶”等铭文得到印证；也可以从曾侯乙墓、叶家山墓到苏家垄遗址等考古发现得到答案，大规模冶铸遗址、成千上万件出土青铜器，已足见其在“金道锡行”中扮演的重要角色。2019年，随州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M190出土曾公编钟，其镈钟上有段铭文：“王客我于康宫，乎厥命。皇且（祖）建于南土，敝（蔽）蔡南门，质（誓）应京社，适于汉东。【南】方无疆，涉政（征）淮夷，至于繁汤（阳）”，就清楚明了地阐述了曾国在“金道锡行”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其二，是盘龙城。古盘龙城，在今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武汉有“九省通衢”的美誉，自古就是交通枢纽。在古代，主要以水运为主，江南鄂赣两地铜、锡等北贡中原，必然要走处于南北交通枢纽上的盘龙城。考古发现表明，盘龙城始建于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距今约 3500 年左右。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较大、出土遗存较为丰富的城邑遗址。遗址内有铸铜手工业作坊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与郑州商城一致，同时出土的两件孔雀石铅同位素比值又在鄂赣间铜矿的常见范围，这说明盘龙城在“金道锡行”中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其三，是繁阳。繁阳，原属古繁国城邑，繁国被陈灭，后属陈国，在今河南省新蔡县韩集镇附近，处于淮水之阳，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左传》记载：鲁襄公“四年春，楚师为陈叛故，犹在繁阳”；鲁定公六年四月吴楚大战，楚“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阳”。古曾国出土的多件青铜器铭文都提到“繁汤（阳）”。繁阳，又称繁扬，也是“金道锡行”上的重要枢纽，承担着长江中下游铜、锡等金属材料北运中原的中转职能。古繁阳城遗址出土大量文物，其中有一把刻有“繁阳之金”的青铜剑，刃部至今锋利。

“繁阳之金”青铜剑

《左传》关于“繁阳”的记载

“金道锡行”的“金”

“金道锡行”之“金”，是指一种金属，还是几种金属？是专指铜，还是金属的总称？自古以来就有争议。

据《禹贡》记载，“南金”北贡，古扬州、古荆州所贡乃为“金三品”。何为“金三品”？历史上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西汉整理孔壁《尚书》的孔安国认为是“金银铜”三种金属；二是东汉郑玄认为是“铜三色”，指青、白、赤三种颜色的铜。司马迁、班固认可“金银铜”说，《史记▪平准书》载“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汉书▪食货志》指出“古者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黄、白、赤即金银铜”。三国时，王肃也以为“金三品”为金、银、铜。唐颜师古、孔颖达也认可“金银铜”说，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金三品”曰“金银铜”，孔颖达著《尚书正义》曰“金既总名，而云三品，黄金以下，惟有银与铜耳，故谓金银铜也”。但也有不少赞同郑玄的观点，清代卢文弨《王厚斋辑郑氏注尚书序》中就认为“其释金三品为铜三色。古者唯铜之用最广，而以之作贡，必不责以难得之货。孔传言金银铜，金银非民间所常用也”。现代一些学者从先秦时期金属原料的实际应用情况分析，认为郑玄的观点更有道理；但也有学者提出新的观点，有人认为是“金锡铜”，有人认为是“铜锡铅”。

孔安国《尚书传》关于“金三品”的注解

孔颖达《尚书正义》关于“金三品”的注解

“金三品”到底是指铜，还是金银铜或金锡铜、铜锡铅？随着当代考古发现和大数据的运用，鄙以为，已越来越清晰地接近真相。首先，关于金。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大约年代在夏朝中期，距今约4000年，考古出土金耳环17枚，其中1976年首次发掘出土的齐头合缝金耳环，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黄金制品；四川三星堆遗址对应的年代在夏代晚期至商代晚期，遗址上出土金面具、金杖等大量金器；河南郑州商都遗址中的商代早中期墓葬，出土金覆面、铜覆面、金泡等金器；河南安阳殷墟，也出土过眼部贴金的虎形饰及金片、金叶、金箔等金饰。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出土的金器则就更丰富。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证明我国早在夏商时期，黄金就已经使用，并且加工工艺相关精湛，春秋战国时期使用更加普遍；而且《禹贡》反映的中原王朝征服淮夷而使其上贡，当时的“金三品”本就贵重，乃为朝廷所用，而且有严格等级制度，本就不是“民间所常用”。因此，“金三品”有金，是说得通的。

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金耳环

其次，关于银（锡、铅）。今有学者认为“金三品”中“白金”可能并非是指银，而是锡。主要依据是自然界无纯银存在，需要比较复杂的的工艺才能提炼出纯银，考古发现西周之前的墓葬出土银器极为少见，尽管火烧沟夏代墓葬出土有银鼻饮，但纯度不高，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才有纯度较高的银器出土。而纯度较高的锡器则出现则比较早，陕西宝鸡鱼国墓地就出土了西周早中期的锡鼎、锡簋和锡鱼。从考古学角度看，夏商及西周时期的“白金”应为锡。再从青铜器的铸造看，早期配料也主要是铜和锡，锡占有重要地位。鄙以为，这一学说有一定道理，早期“金三品”中“白金”可能就是指锡，只是到后期春秋战国时才改为银，而且还很有可能指银、锡两种金属。“金三品”的“品”，如《史记》《汉书》中言，应指三种等级的贵重金属。《史记▪平准书》中就记载汉武帝“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至于有人从青铜器的铸造所需配料有铜、锡、铅，而言“金三品”其一有铅，鄙以为乃“一家之言”。就单从青铜铸造看，夏代（二里头文化）多为铜锡合金，部分含微量铅（或为杂质），直到商代早期（郑州商城）才开始有意识添加铅，出现铜锡铅合金。《周礼▪考工记》中记载“金有六齐”曰：“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详细地记述了铸造何种青铜器需要的铜锡配比，可见在当时古人的思想认识里并没有把铅看得多么重要，“金三品”有铅不符合古人认知。

《史记▪平准书》记载银锡为白金

《周礼▪考工记》记载“金有六齐”

其三，关于铜。“金三品”中有铜，这一点自古以来都认同，争议在是铜占其一，还是皆为铜，如郑玄所言“三品者，铜三色也”。郑玄在《诗经▪泮水》注疏中给出的理由是：《禹贡》记载古梁州“厥贡镠（liu）铁银镂”，《尔雅▪释器》云“黄金之美者谓之镠，白金谓之银”，因而“贡金银者，既以镠、银为名，则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银”；“又检《禹贡》之文，厥贡镠、铁、锡、铅，而独无铜，故知金即铜也”；还引述《左传》《考工记》相关记载，最后判断“是谓铜为‘金’也”，并指出“三色者，盖青白赤也”。郑玄之说是否合理？结合现代考古和相关典籍记载，我们也来做一个辨析。首先，他引述《尔雅▪释器》关于“镠”的解释，就可能不准确，《尔雅》是中国最早的词典，成书时间跨度较大，核心编纂于战国中后期，最终在西汉初年定型，也就是说认为“镠”为“黄金之美者”最早也是在战国中后期。我们再看前文所述考古出土属春秋早期的“曾伯桼壶”，其铭文记载“用其鐈镠，唯玄其良，自作尊壶”，“曾伯桼壶”是青铜器，检测并无黄金成分，此处之“镠”实际可能是“铜之美者”而非“黄金之美者”。再者，《禹贡》与《尔雅》基本为同时期的典籍，就算《禹贡》记载“镠”为黄金，如果“金三品”是金银铜，梁州只有金、银而缺铜，当然不能说是“金三品”；检《禹贡》全文“独无铜”即判断“金即为铜也”，逻辑也不严密，论证并不充分，因为如果“金三品”包括铜，也是说得通的。而实际上，《禹贡》记载古梁州“厥贡镠铁银镂”，还有一个版本，早期写作“厥贡璆(qiu)铁银镂”，并非“镠”，而是“璆”，指美玉，梁州只有银而缺金、铜，《禹贡》全文也并非“独无铜”，也无黄金。最后，铜三色为青白赤，也值得商榷。其一，青铜主要是铜锡合金，呈现的青色，乃是锈蚀后的颜色，本色主要为黄色。其二，中国古代铸造使用的白铜主要有三种：含锡量较高的青铜、含砷量超过10%的砷白铜和镍铜合金的镍白铜。如《考工记》记载的“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考古发现商周时期有此配比制作的铜镜，其色呈银白色；砷铜合金的砷白铜也有发现。但这两种白铜制品数量都极为稀少，且砷白铜也很可能是因矿石自带砷元素而非古人有意炼之。镍白铜的冶炼温度需要1300℃-1400℃且过程复杂，目前已知中国出现最早的镍白铜是晋时的“云南白铜”。郑玄认为的“白铜”应该是含锡量较高的青铜，而此类铜器在锈蚀后呈现的颜色主要是灰色系（灰黑、银灰）。其三，赤铜是纯铜，本色是赤色，锈蚀后则主要呈现绿色或蓝绿色。前言“青色”乃是锈蚀后的颜色，后言“白色”“赤色”又是原来的本色，显然不合逻辑，且“白铜”使用稀少，其地位也难以构成其中“一品”。鄙以为，郑玄所言“金三品”皆为铜，乃是“铜三色”，论据、论证都有问题，已经不足为信。但也毫无疑问，作为夏商周“青铜时代”，铜是最主要的金属，这也是“金三品”中有铜自古都认同的原因。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云南堂螂县出“白铜”

综上，《禹贡》记载的“金三品”，鄙以为，还是应采信《史记》《汉书》之说，乃为“黄金、白金、赤金”，在孔安国“金银铜”说的基础上，加上“锡”，实为“金、银（锡）、铜”，而早期更可能是“金、锡、铜”。也因此，“曾伯桼簠”铭文所载“金道锡行”之“金”就应该专指铜。“金道锡行”就是南方铜、锡运往北方中原地区的运输通道，铜、锡是铸造青铜器的主要原料，黄金是贵族所用奢侈品的制作原料，也就正好与《禹贡》记载古扬州、古荆州“厥贡惟金三品”完全契合。

“金道锡行”的“锡”

“金道锡行”之“锡”，又作何解？是指金属锡，还是指先秦时期的“锡贡”制度？若指金属锡，锡料又来自哪里，是否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扬州、古荆州？自古至今，学界也有不少争议。

“锡贡”制度。“百度百科”给出的解释是：“锡贡”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一种贡赋制度，是有别于常贡的特赐进贡形式。该制度以《尚书·禹贡》为原始文献依据，核心特征为“待天子有令而后进贡”，与常规岁贡形成制度性区别。同时还给出后世学者对这一制度的争议。我们查阅《禹贡》全文，实际有两处讲到“锡贡”，还有一处讲到“纳锡”，即古扬州“厥包橘柚锡贡”、古豫州“锡贡磬错（磨制磬的专用磨石）”和古荆州“九江纳锡大龟”。“锡贡”与“纳锡”如何解释？西汉孔安国注解为“锡命乃贡，言不常也”和“不常用，锡命纳之”，认为“锡”通“赐”，古扬州的橘柚、古豫州的磬错、古荆州九江的大龟作为珍稀物产或特殊物资，只有接到天子的“锡命”（诏令）后才纳贡，并非常态化进贡。后世学者进一步解释，“锡贡”与“纳锡”都是根据“锡命”而进贡进献，都不是日常性的进贡，只不过区别在于“锡贡”侧重于按规定任务进贡，“纳锡”侧重于主动进献。鄙以为，这恐也是“纳贡”一词的最早由来。显然《禹贡》记载的三处“锡贡”或“纳锡”与全文普遍记载的“厥贡（这个地方进贡）”明显不同，古扬州、古荆州“厥贡惟金三品”乃是常贡，并非“锡贡”。东汉郑玄把古扬州“厥包橘柚锡贡”中的“锡贡”注解为“此州有锡而贡之，或时无则不贡。锡，所以柔金也”，把“锡贡”之“锡”解释为金属锡。郑玄这一观点饱受后世质疑，比如有学者反驳，豫州“锡贡磬错”，但豫州并无产锡的相关说法，且将“锡贡”附会于锡矿，与扬州“锡贡”橘柚的上下文语境不符，逻辑难以自洽。鄙也认为，且其言“金三品”为“铜三色”，既然有贡铜锡合金的青铜、白铜，又何要单单在别处再提贡金属锡，显然也是逻辑不通，要提也应是紧接着“金三品”之后。

“百度百科”关于“锡贡”的词语解释

孔安国关于《禹贡》“锡贡”的注解

从以上“锡贡”制度的分析看，“厥贡惟金三品”显然不是“锡贡”，乃是古扬州、古荆州的常贡之物；“金道锡行”之“锡”也就不是“锡贡”之“锡”，而是金属锡。由此，“金道锡行”也就不能理解为是按照天子“锡命”进贡金料的运输通道，而是南方铜、锡等金属材料常态化向中原地区进贡运送的通道；“行”也就不能读作xíng,而应读作háng，与“道”是并列关系，意义相同。

锡料来源。目前，关于“金道锡行”铜料的来源，几乎没有根本性的争议，湖北大冶、江西瑞昌、安徽铜陵等产铜之地与河南等中原铸铜之地都有考古印证，但锡料的来源问题却面临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在夏商周铸铜遗址中，至今尚未发现锡锭或锡矿石。先秦中原地区无锡矿开采，锡料到底来自何方？学界争议较大。主要观点有：云南说、长江流域及南岭说、辽西说。“金道锡行”出现在湖北古曾国青铜铭文中，主要指南方铜锡北贡中原之路，鄙以为，“辽西说”虽有考古实证锡料可能输入中原，但非“金道锡行”所指南锡北贡；“云南说”，通过铅同位素分析，殷墟、三星堆等部分青铜器同位素与云南矿脉一致，存在云南锡料北贡中原的可能，但目前还未发现云南有商周时期的冶炼遗址，且云南到中原路途遥远、山高水长，并不符合主要供给地的特征，很可能云南锡料只是补充性的“临时供给”，而非“常态供给”。近年来，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发现，结合古籍记载，很多学者更倾向于“长江流域及南岭说”，认为“金道锡行”的锡料常态化供应地应为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2022年，湖北考古新发现了西周时期的赤壁大湖咀遗址，从遗址中出土了锡扁壶（纯度高达92.7%），并发现了熔炼锡渣，还有纯度100%的金属锡丝。该发现，无疑证明西周时期长江流域确有锡料，而且纯度很高。这也实证了《考工记》关于青铜铸造铜锡合金“六齐之术”的记载。再回过头看《禹贡》关于各州上贡的物质，全篇并没有记载哪个州上贡黄金（“镠”可能为“璆”）、锡（“锡贡”非锡）、铜，惟有荆、扬两州“厥贡惟金三品”，夏商周乃青铜时代，铜、锡地位最为重要，“金三品”为金、锡、铜的可能性最大，也最符合当时的时代需求。同样成书于战国时期（可能比《禹贡》稍晚）的《周礼》，其《夏官》《冬官》篇则明确记载“东南曰扬州……其利金、锡、竹、箭”“吴粤（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指出古扬州及吴越之地产锡。后世秦汉典籍，《史记》的《李斯列传》篇记载“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货殖列传》篇记载“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铅）、丹沙”。《史记》所载资源分布情况，应主要指先秦尤其是战国至西汉时期，文中明确记载江南产金、锡。并且《货殖列传》还载“长沙出连、锡”，提到一个明确的地方，虽然锡矿量不大，但也足以说明湖南有锡矿开采而且可能历史悠久。

赤壁大湖咀遗址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锡扁壶

《周礼》关于扬州、吴粤（越）产金锡的记载

《史记》关于江南出金锡的记载

综上分析，“金道锡行”的“锡”当指金属锡，中原铸造青铜所属锡料应与铜料一样，均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南地区，云南等偏远地区的锡料应为补充性的供给。鄙相信，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发现，终有解决根本性困扰拨云见日的一天。单就目前考古发现和典籍记载看，鄙认为，也已足够说明锡料主要来自古之荆、扬二州，今之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

“金道锡行”的朝代

众所周知，夏、商、周三代被称为“青铜时代”，其中夏朝萌发、商及西周鼎盛、春秋末衰落。这个时期，正如《左传》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进行祭祀、发动战争需要青铜礼器和武器，因而铸造青铜器自然也就成为这三个朝代的重要事务。“金道锡行”是否历经这三个朝代？这也是值得探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夏朝初步形成。首先，从古籍记载看。《左传》载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此记载就指出夏朝“贡金”乃为远距离输送。《尚书·禹贡》全面追述夏朝的贡赋制度，《史记·夏本纪》直接引用《禹贡》的记载，记载荆、扬两州向中原夏王朝上贡“金三品”。这些古籍记载如果为真，“金道锡行”就应该起于夏代。但需要实证。可喜的是，随着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夏朝时期我们的先人已经开始开采铜矿、冶炼并铸造青铜器。在青铜铸造方面，河南二里头遗址，学界普遍认定的年代为夏朝中晚期，遗址发现了青铜铸造作坊，并出土了爵、斝、戈等数量和品类众多的青铜器。在铜矿开采与冶炼方面，山西中条山地区，发现的千金耙遗址、西吴壁遗址等铜矿采冶遗址，均出土了二里头时期的采冶铜遗存；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安徽铜陵的师姑墩遗址都发现了夏朝时期的采冶矿遗存。经铅同位素比值分析，二里头青铜器的原料来源除指向就近的中条山地区外，还指向华北北方地区和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且三期、四期出土青铜器中来自长江流域的铜料比例大概率呈上升趋势。这些考古发现，与古籍记载形成相互印证，“金道锡行”极有可能从夏朝就已开始。但从目前已知看，远距离运输可能还不是主渠道，仅仅是补充性的。因而，“金道锡行”在夏朝可能还处在萌芽期、初始阶段。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

《左传》关于夏“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的记载

商周成熟鼎盛。从考古发现看。商至周代，长江流域的湖北大冶铜绿山、江西瑞昌铜岭、安徽铜陵等地采矿与冶炼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并且湖北盘龙城、河南繁阳逐渐成为南铜北运的重要枢纽。河南殷墟出土的晚商青铜器，铜料可能已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三星堆青铜器，铜料来源也有指向湖北大冶、江西瑞昌、安徽铜陵等地；处于控制“金道锡行”重要战略要地的周代古曾国苏家垄等遗址出土大量青铜器，并且青铜铸造技艺达到很高水平。从青铜铭文与典籍记载看。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翏生盨”“师寰簋”都有“征淮夷”“俘吉金”的铭文记载，春秋早期的“曾伯桼簠”明确记载“金道锡行”。《周礼》记载周王朝设置地官“卝（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负责矿业勘探与守护管理；设置秋官“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负责矿产的验收与分配管理。这两个官职，一个主矿产开采的前端管控，一个主矿产征收后的后端管理，两者配合，体现出周代对矿产资源从开采到使用的完整管控体系，说明矿山开采与冶炼、铸造在周王朝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两职分设，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矿山开采冶炼与铸造分离，是矿产资源存在远距离运输的现实情况需要。《诗经》记载“憬彼淮夷”“大赂南金”，则是“金道锡行”在春秋早中期的生动写照。

《周礼》关于夏“卝人”“职金”的记载

春秋末期衰落。春秋时期，随着几个诸侯国的日益强大，中央王朝逐渐失去对诸侯国的控制，特别是到了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诸侯国连“尊王攘夷”的表面文章都不做了，夏商以来向中央王朝进贡的贡赋制度也走向瓦解。特别是公元前 594 年鲁国推行“初税亩”，打破井田制下土地国有、按井田征收贡赋的旧制，承认土地私有，中国封建制度开始萌芽。铁器也在此时开始出现，并日趋被广泛运用。尤其楚国的崛起和强大，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铜等矿产资源的核心区域。到春秋末期，建立在贡赋制度和青铜时代基础上的“金道锡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到战国中晚期，随着商鞅变法、封建社会的形成和铁器的广泛普及，“金道锡行”最终成为历史。

综上，鄙以为，“金道锡行”是历经夏、商、周三代，也就是中国“青铜时代”，因为中原铜、锡等矿产资源不足，不能满足铸造青铜器的需求，需要从南方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远距离输入的一种运输模式，或者说一条远距离运输通道、线路。它是建立在奴隶制社会中央王朝实施的贡赋制度、等级制度、礼乐制度，生产工具还局限在青铜器，铁器还未被发现和广泛使用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文明制度的进步，“金道锡行”必然没落。以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为标志性事件，中国社会又开始出现了一条十分璀璨的贸易之路：“丝绸之路”。

“金道锡行”与铜陵

安徽铜陵，被誉为“中国古铜都”，采冶铜的历史超过3500年，是我国古代长江下游地区的核心产铜区。根据古籍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铜陵都与“金道锡行”紧密相连。学界普遍认为，铜陵应是夏商周“金道锡行”东线——江淮通道的起点。

青铜铭文与典籍记载。依据上文，无论是“翏生盨”“师寰簋”“曾伯桼簠”“曾伯桼壶”青铜铭文，还是《尚书》《诗经》等古代典籍，“金道锡行”之铜、锡等铸造青铜器的金属原料都指向一个地方，就是“淮夷”、古扬州，而且是南方区域。铜陵正处于淮夷之地、古扬州的南方地区，地理位置与青铜铭文、典籍记载非常符合。秦汉后实行郡县制，铜陵地区属于丹阳郡。汉武帝在丹阳郡设唯一“铜官”，管理铜的开采与冶铸。而丹阳郡产铜的核心区就在今铜陵地区，鄙在《汉置铜官千载名》一文中有过详细论证和阐述。南北朝时宋朝裴骃的《史记集解》、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均直接注“赤金”为“丹阳铜”；存世与出土的汉代铜镜上也常刻有“汉有善铜出丹阳”的铭文。可见，铜陵在秦汉时期铜的采冶是举足轻重，毫无疑问是全国的主产区。历史总是有延续性的，更何况以古代的勘探与采矿技术，铜陵采冶铜地位不可能是一时突然出现的，由此上溯到商周时期甚至整个中国“青铜时代”，必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征淮夷、俘吉金”、古扬州“厥贡惟金三品”等记载指向铜陵，铜陵为“金道锡行”东线起点，是可信的、合理的。

《史记》注解“赤金，丹阳铜”

考古发现印证。近年来，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发现，铜陵在中国“青铜时代”扮演的重要角色越来越清晰明了，“千年古铜都”的历史地位也日益得到确证。位于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长龙村的师姑墩遗址，将铜陵的采冶铜的历史上溯到夏末的二里头文化三、四期，距今约3600年左右。铜陵及周边还发现了始于西周时期的大工山——凤凰山古采矿遗址、夏家墩遗址、木鱼山古冶炼遗址等众多青铜采冶遗存。与老铜陵隔江相望、今属铜陵市域的枞阳地区，近年来发现的汤家墩遗址、陈家山遗址，不仅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饕餮纹青铜方彝，还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青铜冶炼遗存。殷墟、三星堆等出土的青铜器，据科学检测分析，铜料来源也有指向铜陵。这些考古发现清晰地表明，在夏商周“青铜时代”，铜陵不仅是淮夷之地的核心铜矿产区，而且已掌握成熟的冶炼、铸造技术，可制成便于运输的铜锭等，再“沿于江、海，达于淮、泗”，通过江淮通道运往中原等地。在“金道锡行”的运输与产业体系中，铜陵铜矿开采与铸造冶炼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环。铜陵为“金道锡行”铜料运输东线的起点，这一结论是立得住的。至于锡，结合史料记载与考古实证来看，铜陵历史上并不产锡，现在也没有锡矿开采，民间流传的“铜陵八宝”之“金银铜铁锡”或许只是为了顺口遵循“五金”口语习惯添加了“锡”，又或者是把“铅”误认为是“锡”。夏家墩、陈家山等遗址上出台的含锡青铜器，经检测，锡料可能由江西等外地输入，而并非来自本地。因而，严格地讲，铜陵应该是“金道锡行”东线“金道”的起点。

铜陵夏家墩遗址出土的红铜渣

铜陵木鱼山遗址出土的冰铜锭

结语

毫不夸张地说，“金道锡行”乃是支撑整个夏商周“青铜时代”的大动脉，南方富足的铜、锡资源源源不断输入中原，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交相辉映，推动着中华文明在神州大地璀璨绽放。铜陵，一座长江下游的小城，以其得天独厚的铜矿资源，在中华“青铜文明”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如今的铜陵，铜产业、铜工业仍是立市之本，也有着“当代铜基地”的美誉，铜陵有色集团公司是世界500强、安徽第二大企业、综合实力稳居国内铜工业前三。“立足铜、延伸铜、不唯铜、超越铜”，新时代新征程，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铜陵再出发，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上续写新的辉煌。

（以上论述与观点，欢迎批评指正）

作者：徐达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