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中，军衔最高的那位是王陵基。他是1964年12月28日第五批特赦中的战犯，曾任第七绥靖区上将司令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的职务和权力与王耀武非常接近，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差一点。王耀武是第二绥靖区的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两人都是重要的军事领导人。相比之下，杜聿明虽然曾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和冀热辽边区的司令官，但他的权力还是略逊于王陵基。杜聿明虽然有一定的指挥权限，但在战争中他并不像王陵基那样享有较高的军事职位和实际权力。王陵基年纪较大，军衔高，成为战犯中的老大哥，在战犯管理所中备受尊敬。这个地位的形成，也与一些其他四星级上将逃脱俘虏的情况有关。比如，白崇禧、陈诚和顾祝同这些四星上将，如果他们被俘并进入战犯管理所，那么他们的情况可能会更加引人注目，战犯管理所内的气氛也会变得复杂而紧张。

如果白崇禧、陈诚、顾祝同被俘，他们三人的处境无疑会让管理所里的其他战犯产生极大的兴趣。白崇禧和陈诚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将领，都曾表示想要教训陈诚和白崇禧。顾祝同的为人则更为圆滑，他或许会与杜聿明、王耀武等人相处得较好。但白崇禧和陈诚这两位四星上将，在逃亡时的表现却让他们免于成为战犯。白崇禧曾被蒋介石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调职，担任华中剿总司令，这使得他也不得不上前线。而陈诚则通过装病成功离开了东北，否则他的结局很可能和杜聿明一样不妙。杜聿明在回忆中提到，陈诚在东北时通过一番装病成功逃避了被俘的命运。这些情节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局势是多么复杂。

陈诚在东北的表现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杜聿明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陈诚在东北的气势并不如外界所看得那样强硬，反而在关键时刻选择了逃跑。陈诚看似威风凛凛，实际上非常畏惧死亡，并且在危急时刻采取了投降的行为，这种表现反而让他在日后的政治生活中更加谨慎，也让他更容易接受现实。此外，陈诚对蒋系高层的腐败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尽管他在军事上有所不足，但他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却颇为出色，这使得他在战犯管理所中更加适应，他在政治上的智慧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机会。

在蒋军中，军衔制度是相当复杂的。特级上将是仅有一个名额的，老蒋自封特级上将，授予自己五颗星的军衔。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有严格的定额，不能随意增加，只有通过补缺的方式才可能晋升。例如，1939年朱培德去世后，程潜晋升为一级上将，空出的二级上将名额则由卫立煌继承。在蒋军中，中将和少将数量庞大，许多高级军官都拥有中将军衔。比如杜聿明就曾是中将，指挥的部队中有不少中将级别的军官。即使如此，杜聿明的实际指挥权力也并没有他所拥有的职衔那样强大，因为他所指挥的军队并没有强大的战斗力。

蒋军中的上将军衔设置非常独特。在蒋介石的时代，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的晋升并不是任意增加的，而是严格按照制度进行调配和晋升。老蒋在大陆时期共授予了十二个一级上将，其中大部分是正授的，只有少数几位是补缺。这种制度下，许多高级军官都有着强烈的升职欲望，而在战时，许多人会为了升职和权力拼尽全力。

王陵基在战犯管理所的身份也很特殊。他是倒数第三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这对他来说算是一种幸运。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之后，战犯特赦工作停滞，直到1975年才全部结束。王陵基几乎错过了这一末班车，而且他活不到1975年。与他同代的白崇禧、陈诚、顾祝同等人，年龄都很大，能否活到1975年成为一个问题。虽然这些人有着特殊的身份，但他们的命运并不是注定的，尤其是在战犯管理所的背景下，他们的表现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特赦时间。

陈诚的性格决定了他可能最早被特赦。杜聿明在回忆录中提到，陈诚性格中有三个显著的特点。首先，陈诚极度怕死。在面对危险时，他经常采取逃避的策略。其次，陈诚对于蒋系高层的腐败行为非常反感，并且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整肃。第三，尽管陈诚在军事上有短板，但在政治方面却具有一定的才能。陈诚的这三个特点决定了他在战犯管理所中很可能会顺利改造，成为最早被特赦的那个人。 相比之下，白崇禧和陈诚在性格上有很大的不同。白崇禧一向自视过高，虽然在军事上颇有成就，但在政治上的表现却较为平庸。由于白崇禧过于自负，并且拒绝接受和谈的优厚条件，这导致他在战犯管理所中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由于他的固执和自负，白崇禧可能不会像陈诚那样轻易适应战犯管理所的生活，因此他很可能是最后一批被特赦的人。 至于顾祝同，他的表现比白崇禧稍微温和一些，但因为他是皖南事变的策划者，尽管人缘较好，但在战犯管理所的表现依然会受到考验。如果顾祝同想要尽早特赦，他需要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加优秀，才有机会获得较早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