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中，他对佛教的态度经历了几次显著的变化。在贞观初期，他废除了父亲高祖李渊下令禁止佛教的诏令，开始修建佛教寺庙并表示对佛教的信任，甚至提出了佛先道后的政策。然而，在贞观十年，他改变了态度，提出了佛道并重的主张。到了贞观十一年，他又发布了抑佛诏令，开始推崇道教，并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到了晚年，李世民的态度再次发生转变，他开始更加关注佛教事务。

李世民对佛教的多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基于一种平衡的考虑。他不希望佛教在唐朝盛行到足以取代其他宗教，尤其是道教，成为国家的主导宗教。发现道教的影响力相对较弱时，李世民立即采取措施平衡局势，限制佛教的扩展，而强化道教的地位。因此，虽然李世民颁布了抑佛的诏令，但佛教的力量仍然未曾被完全削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佛教本身的影响力非常强大。自从东汉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它凭借因果报应的思想和极乐世界的诱人描绘，迅速得到了传播，尤其是在南朝时期，佛教寺庙遍布全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便生动反映了那时佛教的盛况。

尽管佛教曾一度衰退，但它的影响力并未完全消失。随着隋朝的建立，隋文帝杨坚大力支持佛教，隋炀帝时期佛教更是迎来了全盛时期。另一方面，李世民之所以采取抑佛的政策，还与他推行的宗教政策有关。这一政策通过长孙皇后的言辞明确指出，唐太宗对外来宗教采取一定程度的开放态度：他允许佛教公开传教、吸引信徒，但也严格限制其过度扩展，以此保持道先佛后的格局。李世民曾在《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中明确指出：老君垂范，义在于清虚；释迦遗文，理存于因果。

尽管李世民采取了抑佛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排斥佛教，甚至没有想要将其完全废除。这表明，李世民在对待佛教时，既希望加以利用，又想避免它过于强大而产生负面影响。当然，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李世民的做法可能显得较为专制，甚至不容许宗教信仰自由。然而，考虑到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人民困苦、人口减少，佛教对人口的抑制作用显然促使了李世民采取抑佛这一有效政策。事实上，佛教的盛行的确使得许多人选择了出家，导致了社会中劳动力的严重流失。

李世民的示存异方之教政策并非放任佛教不管，而是采用了一种包容的策略，力求将不同的思想进行融合。例如，李世民尝试让佛教与道教的理念相统一，力求达到弘益之风益智的效果，同时将佛教思想与儒家礼教对接。他甚至力求将佛教纳入儒家的轨道，调整佛教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符的部分，确保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特别是在孝道问题上，李世民明确规定，佛教徒见父母时，仍需行跪拜礼，以符合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

此外，李世民还努力统一佛教内部的教派，避免其分裂。中国历史上，由于长时间的分裂与战乱，不同地区的佛教派系为了适应政权需要，产生了许多差异。而在唐朝统一后，李世民希望佛教的思想能够统一，以促进国家的文化一致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李世民支持玄奘的西行取经，并帮助其翻译佛经，推动了佛教内部各派别的统一。李世民在看到玄奘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后，亲自召见了他，并批准他翻译印度的佛教经典，以便统一佛教各派的教义，消除派系间的纷争。

总的来说，尽管李世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他始终没有完全排斥佛教，而是采取了一种抑制与利用并行的策略，既控制佛教的扩展，又让其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的统治。在李世民的政策下，佛教的传播受到限制，但仍未被完全打压，反而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引导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