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1日开始，四野大军带着连战连胜的气势不断南下，蒋家王朝已到了风雨飘摇的边缘。然而，部队跨过长江来到江南后，却没有感受到想象中的轻松，反而被当地陌生的气候折磨得极为痛苦。四野的战士大多来自东北，适应了北方严寒的环境，但东北冬天那动辄零下四十度的低温，同样能致人于死地。

在东北的一保临江小荒沟战斗中，赵兴元连队曾在零下40度的大雪中强行军。雪深没过小腿，甚至在一些地方能埋到腰部。极端低温不仅冻裂树皮，也将战士们折磨得苦不堪言。一场战斗下来，全连竟有7名战士因严重冻伤被迫截肢，其余人也不同程度受冻。有时，战士们哪怕只是脱鞋都可能带下一层皮。甚至有人脱鞋时才发现，冻掉的小脚趾竟还留在鞋里。

赵兴元连长的脚后跟被冻坏，温度回升后他脱鞋一看，脚后跟软得厉害，用手轻轻一按就流出脓水。虽然四野装备比关内部队稍好一些，但在如此低温下仍不堪使用，许多枪支因被冻住而无法射击。万国造的武器，如汉阳造、捷克式、歪把子机枪几乎全都失灵，只有加拿大机枪还能开火。小荒沟作战时，40军118师352团1营冲上山后遭敌火力压制，被迫卧在地上二十多分钟，结果半数战士都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被冻伤。

经历了多年严寒，四野战士南下后本以为天气会越来越暖，心里也感到轻松。可当部队抵达武汉后，新的煎熬才真正开始。那是7月中旬，烈日炙烤下，41军进入武汉城。农村行军时还能随意一些，累了可以找根木棍拄着走，但到了大城市就必须保持形象，全程保持整齐。战士们全副武装，连风纪扣都不能解开。在近40度的高温下，许多战士走着走着就晕倒在地。

大多数四野战士是来自东北的翻身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前进个县城都觉稀奇，如今来到繁华城市，眼睛都不够用。然而，他们根本没心思欣赏城市景色，因为一种他们完全陌生的病正在部队迅速蔓延——中暑。连很多干部都没听过这个词，更不知道如何治疗。战士们一旦中暑，先是胸闷、呕吐、恶心，接着发烧，严重者口吐白沫、四肢抽搐。追歼白崇禧的战斗进入紧张阶段，部队不断急行军、强行军，在酷热中持续高强度运动，大量士兵因此脱离战斗序列。

东北战士身体壮、耐寒，但对江南湿热的气候极不适应。中暑、疟疾、水土不服频发。有些部队刚过江就断了盐，并不是没有补给，而是追击得太快，后勤跟不上。战士们大量出汗，本就会流失盐分，缺盐更是雪上加霜，中暑人数猛增。

许多百姓看了都忍不住感叹：三国时曹操都知道七八月不能发兵啊！白崇禧的广西士兵与东北人完全不同，他们穿着大裤衩，翻山越岭如同平地。广西的马身材矮小，山地作战灵活，而东北的马虽高大有力，却难适应南方潮热的气候和复杂地形。东北那边冬天能到零下40度，江南夏天则能飙到零上40度，这足足80度的温差，绝非常人能承受。就像冻梨一样，本该慢慢化开，如果突然丢进热水，结果可想而知。

时任40军118师354团政委的李洪奎负责收容生病战士。收容队原本只有几辆大卡车，结果越往南走，晕倒的战士越多，卡车数量被迫增加到十辆以上。车上都是重症病号，轻症的只能下车继续步行，等待轮换。即便如此，能上车的还是少数，大部分战士中暑后只能瘫倒在路旁，等缓过来再挣扎着前进。江南天气虽然酷热，但不像东北那样能在短时间内夺人性命，因此许多人歇一会儿还能强撑着继续走。 然而那些重症中暑的战士就危险多了。收容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抢救那些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人。部队翻越九岭山时，竟有5名战士因高温诱发严重病症而不幸牺牲。 当年的条件与现在完全不同。如今夏天虽也有40度高温，但有空调，有医院，有降暑药物，中暑致死的情况大幅减少。而那时，不但缺乏药物，连许多卫生员都不清楚中暑的病因和治疗方法。加上追歼敌军急需速度，行军强度高，使得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加。 对四野战士来说，东北的艰苦早已习以为常。虽然寒冷刺骨，但有棉衣、有口粮、还有百姓支援，日子再苦也还能挺过去。可到了江南，湿热的气候让许多东北人直呼受不了。老兵鞠海清回忆说，部队到河南时，气候温和，东北战士还有心思谈论天气。可一下过江，大家就像被霜打的茄子，全都蔫了。 许多战士靠在树荫下乘凉，热得恨不得把身上的皮剥下来。湿热不仅让人中暑，还会引发疟疾、腹泻、疥疮，甚至连牲口都被热死。战士们在东北久经战阵，都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吃苦也不在话下。但到了江南，却苦到直言：不如打仗死了算了！鞠海清说：祖祖辈辈都没受过这样的罪，我觉得最难熬的，就是过江后的那一个多月。如果不是惦记着老娘，我都不想活了。 辉煌的解放战争，凝结着无数战士的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正是这些先辈无怨无悔的付出，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