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者本色 桑榆耀光——经济学家彭运鹗的人生传奇

文/袁帆

今年已经95岁的彭运鹗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清华老学长，我与他相识交往已有十余年，并曾几次对他进行深度采访。每当想起他从三岁获得南京“健康儿童”冠军，到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独特经历与人生传奇，都会一次次让我心生由衷的感慨之情。

三岁时的彭运鹗（后中）获得南京“健康儿童”冠军的英文媒体报道（1934年5月）

不同寻常的求学经历

1931 年 2 月，彭运鹗出生在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彭先捷（1902—1985）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1934 年在中央大学文学院任讲师，后赴美留学获得学位，被聘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东方系教授，1945年曾随中国代表团参与《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与翻译工作，见证了联合国成立。之后，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院校担任英语教授。其母俞祚慈，1928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曾在南京一所实验学校任教。

这样的家庭背景似乎也决定了彭运鹗一生都将与读书和教育结缘。然而，在时代洪流的变迁中，他的读书成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与国家命运、民族兴亡息息相关，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底色。

彭运鹗在进行国际交流中

在清华大学的学籍历史档案中，从 1950 年度的“录取转学生名单”中可以发现 ：经济学系共录取二年级转学生 16 人，其中第 11 位是“彭运鹗”。也就是说，彭运鹗是从其他大学转考进清华大学的。要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还要从他 6 岁开始读书说起。

1937 年，正当彭运鹗要上小学之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南京陷落前，彭运鹗的母亲也和千千万万手无寸铁的难民一样，带着彭运鹗和他的弟弟妹妹开始了逃亡生活。在那些偏远的乡村，只要能暂时安放下平静的书桌，母亲就像一位全科教师，教他们念书、算术等基础课程。

在生存尚且难保的战争年代，这所时断时续的“抗战母子流动小学”却能做到“刚毅坚卓，文脉传承”。而彭运鹗在颠沛流离中也不负母望，学业竟成。待抗战结束，他不仅长成了大小伙儿，而且还考入著名的苏州中学高中部。

1948 年夏，彭运鹗又考取了曾经地处上海的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经济系，开始了他的大学学业。然而两年后，这所曾经著名的 教会学校因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象征”而被关闭。就在学业面临中断之际，好在清华大学承认这所著名大学的学分，因此彭运鹗于1950年再考清华大学经济系，成为一名转学生。

历史校徽：圣约翰大学（左）国立清华大学（右）

那时，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是中国著名经济理论大师陈岱孙（1900—1997）先生。在彭运鹗其后两年的求学中，他研习了清华经济系的主要课程，并幸运地成为陈岱孙在清华的“关门弟子”之一。这是因为，在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被改变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陈岱孙也随着文理学科的调整而离开他一生钟爱的清华园。

最让彭运鹗念念不忘的是陈岱孙讲授的《财政学》。在这门课上，陈先生融会中西、贯穿古今、会通文理，从亚当斯密讲到凯恩斯，从先秦诸子讲到马克思，把各个学派对国家以及公共财政的理论概念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学生，帮学生分析鉴别，获其精华。陈先生的授课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自然令学生倾倒，而其学术研究中秉承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批判性思维，也让学生们受用终身。

时至今日，彭运鹗都清楚地记得，彼时刚从“旧清华”转身的陈岱孙先生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他只是坚守清华学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一个学派，希望学子们通过广泛的学习，从各类学说中提取科学精神，在追求真理中奠定治学根基。他曾邀请中国最早翻译《资本论》（三卷本）的经济学家郭大力先生（1905—1976）来清华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让清华学子耳目一新。或许当时的彭运鹗对陈岱孙的意图并不理解，但在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实践后，他对陈先生的良苦用心却是由衷感佩。 1952 年夏，21 岁的彭运鹗从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但那时的国家发展战略是按照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运行，他所学的那套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因此，在之后的 20 多年时间里，他辗转任教于铁道部系统在北京、兰 州、上海的三所大学，教授的只是那时完全被 “边缘化”的基础英文课程。但良好家风在彭运鹗的内心根植了“人总要读书、人总要敬业”的信念，他谨守教书育人的本分，默默地做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他的“学者本色”最终使其以一个无党派人士的身份躲过了所有的政治劫难，迎来了人生新起点。

不愧为陈岱孙的好学生

1978 年后，中国逐步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在与世界接轨的进程中蓄势待发。经济领域“百废待兴”最关键的是要解决建设资金问题，而那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可怜的几亿美元。 1980 年 5 月 15 日，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正式恢复了中国在世界银行的代表权。同年底，国家财政部与世界银行合作，在上海举办了首期“世行贷款项目中国高级干部培训班”。

经过几十年对外隔绝的封闭状态，中国当时根本不懂如何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搞建设，就连能够准确地翻译经济学词汇的人才都无处可觅。最初从上海外语学院请来为培训班做翻译的人员，这些人大都是英语文学教授。结果发现，这些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们虽然英语很好，可是根本没有经济专业知识，连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如 Marginal Utility（边际效应），也被翻译成“边角余料的用途”。学员们听得“一头雾水”，世行官员也是哭笑不得。

这个时候，有人想到了上海铁道学院有位“有清华经济学专业背景，英语能力也很强”的彭运鹗，于是就将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彭运鹗找来，参加培训班的工作。正应了那句“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的名言，彭运鹗不仅以精到的英语能力完成了课堂翻译工作，而且用他在清华打下的经济学基础，辅助世行授课教师完成了教学任务，学员反映好，组织方满意。最后，财政部决定聘请彭运鹗担任这个培训班的中方班主任，并且在此后举办的几期培训班中一直延聘，直到 1985 年他被世界银行邀请作为特约顾问远赴设在美国华盛顿的世行总部工作。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已经从世行的主要贷款国变为第三大股东国，似乎已经“不差钱”。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世界银行 20 世纪 80 年代提供的累计超过 500 亿美元的贷款支持以及发展理念上的启蒙，中国经济起飞的效率将会大打折扣。而在这其中，彭运鹗不仅是中国与世行合作历史的见证人，更是作出重要贡献的直接参与者之一。

在回顾这段至关重要的人生经历时，彭运鹗感触良多。令他始终感到幸运的是，曾经在清华经济系课堂上得到陈岱孙先生的“耳提面命”，曾经在陈岱孙放满书的办公室得到大师的“答疑解惑”，这才有了让他受用一生的自信与本领，让他后来能在世界银行大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让彭运鹗最感欣慰的是，他没有辜负当年陈岱孙先生的教诲，没有辜负在清华园的宝贵求学时光。在别人的所有赞誉中，他最愿意听的一句是“彭运鹗不愧为陈岱孙的好学生”！

汪道涵慧眼识才

彭运鹗的人品与才华经过几十年的积淀，在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的历史机遇中显露，但这远不是故事的全部，而仅仅是一个开始。就在他担任“世行贷款项目中国高级干部培训班”班主任期间，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1915—2005）有一次到班上作报告。在与彭运鹗的接触中，汪道涵发现了他的与众不同，因此邀请他“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坐”。在汪老的办公室里，从经济学聊到人生经历，从圣约翰聊到清华，从事业聊到家庭，一个雄才大略思贤若渴，一个学者本色德才兼备，年龄相差15岁的两人相见恨晚，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彭运鹗在世界银行培训班给学生授课

在彭运鹗被世界银行看重担任特约顾问的过程中，也始终得到汪道涵的全力支持。他对彭运鹗说 ：“一定要学好世界银行管理巨额资金的理论和方法，这是我们最缺乏的。钱，现在我们要向他们借，但随着经济发展，我们会有的。但是有了钱，如何管理好钱，将是我们必然遇到的大问题。你到世行要学会怎么管钱，国际金融可是门大学问。”这番话就是放到今天，也仍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汪老远见卓识，胸怀宽广，尊重人才，爱惜人才，由此可见一斑！

就这样，彭运鹗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华盛顿担任世行特约顾问后，又被聘为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经济学家，帮助我国争取到数笔优惠贷款，为世行在华开拓了业务、赢得了国际声誉，并建立了广泛的国际人脉。

彭运鹗的足迹从中国出发，曾遍布世界几大洲，美国哈佛大学（HU）、美国加州圣荷西大学（SJSU）、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澳大利亚查理斯窦大学（CSU）等国际知名学府都留下他讲学的身影。但在 1987 年汪道涵先生向他发出召唤时，时年56岁的彭运鹗毅然放弃了在世行工作的优厚待遇，义无反顾地返回上海，担任汪老领导的“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开放研究小组”顾问。他充分发挥渊博的学识和在世行积累下广泛国际人脉的优势，参与制订浦东开发方案，为 20 世纪 90 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2022 年，彭运鹗（右）陪同汪道涵（左）接待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彭运鹗除了连任三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外，还担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同济大学世行研究中心主任等多个职务，为上海乃至中国的持续发展竭尽全力。

精辟诠释上海城市定位

彭运鹗作为经济学家的另一个骄人杰作，就是参与了申办“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全过程。彭教授运用世界银行专家的影响力，在申办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2002 年 3 月 25 日，在国际展览局实地考察申办国的过程中，彭运鹗代表中国向考察团陈述了总额 30 亿美元的上海世博会投融资计划，获得高度评价。在 2002 年 12 月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 132 次成员国大会上，上海终于成功申办，获得 2010 年世博会举办权。

2010年上海世博会会徽

在申办过程中，彭运鹗又一次发挥精通英语的特长，以西方人士喜闻乐见的方式介绍上海，将上海的英文解析为 ：Shanghai is a city of Service, High-tech, Art, Nature, Globalization, Health, Aspiration, Information，各词首字母恰好组成大写的 SHANGHAI。这一创意启发了人们对上海的全新定位 ：“服务的、高科技的、艺术的、自然的、国际化的、健康的、有毅力的、信息化的城市”，巧妙、直观地描述了上海努力要达到的城市形象，给国际有识之士留下了深刻易记的印象，令人拍案叫绝！

此创意得到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的大加赞赏，笑称 ：“老彭，你可申请专利。”彭教授笑答 ：“供上海人民免费使用。”2010 年中国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之后，彭运鹗获得了时任世博会组委会主任王岐山和执委会主任俞正声联名颁发的“荣誉纪念证书”。

不忘恩师 老骥伏枥

屈指算来，如今的彭运鹗已经是一名“90后”，但他仍然精神矍铄，没有停下思考和工作的步伐。能做到这点，彭运鹗最想感谢的是清华体育泰斗马约翰（1882—1966）。从彭运鹗饱含深情的讲述中，我又一次听到“马老师穿一套灯笼裤的西服，戴一个蝴蝶领结，在大礼堂台上边讲边跳，教年轻学子如何锻炼，如何保健”的经典佳话。彭运鹗按照马老师教授的“洗澡应该热水冲好以后，要用冷水突然冲洗，这样长期锻炼，毛孔收缩力就强，不易感冒”的方法身体力行几十年，一直坚持到 80 岁之后才把“热水换凉水过程”改为“渐进”。

彭运鹗的长寿秘诀是“平和、平衡”，他的兴趣是教书育人。到了 80 岁之后，他还在同济大学给国外几所知名大学，如美国德州大学（UTA）、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法国巴黎ENPC大学的EMBA高管班学员以及国际知识产权局代表团授课。他的 82 岁生日就是在课堂上度过的。直到今天，他仍担任上海市外文学会的顾问。

回首往事，彭运鹗最想感谢的是影响他人生的两位大师 ：“一位是陈岱孙先生，他教会我如何治学 ；一位是汪道涵先生，他教会我如何做人。他们两位老师对我这一生影响最大。”他特别强调，“听陈先生讲课的笔记，70 年了，我还保存着”。

彭运鹗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教导之恩更是没齿不忘。他曾于 3 岁时被评为 1934 年度南京“健康儿童”冠军，这不仅是父母精心呵护而给他带来的荣誉，更重要的是给了他良好的身体素质，让他受益终身。

1934年5月，彭运鹗获得南京“健康儿童”冠军时与父母合影

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 ；人生苦长，几多风雨沧桑！ 90 年前的“健康儿童”，能够在一生中取得诸多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佳绩，还能在耄耋之年奋力前行，这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也需要坚持、选择、放弃！衷心祝愿彭老生命常青，心如赤子 ；益寿延年，长乐未央。这正是 ：

健康儿童今安在，大师之恩久感怀；

读书敬业真本色，学者人生放异彩！

注：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此文曾发表于全国政协《纵横》2025年第七期，现经作者修订后授权发表。

作者简介

作者系清华大学1975级学员、文史学者，清华大学“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特邀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