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毛人凤，每次都充满愤怒和厌恶；而当谈到戴笠时，他则显得有些含糊，甚至透露出一些怀念之情。这其中有其原因：戴笠将沈醉从一个中学未毕业的年轻人培养成军统的最年轻少将，而毛人凤则在沈醉帮助他挤走郑介民后，把沈醉发配到即将起义的云南，并且严令他即使假装投降，也不能离开。沈醉对毛人凤的仇恨可谓是人所共知，如果他知道毛人凤死后的那些丑事，肯定会大笑着痛饮一杯。毕竟，毛人凤搞出来的笑话，即使在地下遇到戴笠，也会让他难堪，戴笠也会觉得尴尬不已。

在军统内部，有不少高级特工曾深入敌人的核心，甚至是敌人的中枢。除了龙潭前后的杰出特工们，还有一些像吴石、莫雄、郭汝瑰和程一鸣等人物。这些高级特工大多数都没写过回忆录，但程一鸣却是个例外。程一鸣在1984年结束了长时间的潜伏生涯后，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写了一系列回忆录。相较于沈醉的《军统内幕》、《我的特务生涯》和《我所知道的戴笠》，程一鸣的回忆录更加翔实可靠。沈醉是戴笠亲手培养的少将特务，因此对戴笠有着深厚的感情，写回忆录时难免有所保留。而程一鸣则是以冷眼旁观的姿态来看待军统，他的回忆录能够揭示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军统内幕。

沈醉在1949年被卢汉扣押后，军统变成保密局和情报局，许多事情他都无法知晓。而程一鸣作为情报局驻澳门少将组长回到台湾，自然了解很多沈醉无法得知的秘密。程一鸣甚至写到毛人凤死后闹出的笑话，沈醉如果知道了肯定会感到痛快，但可惜的是，他直到程一鸣的回忆录发表之前是无法知道这些事情的。程一鸣的《情报学》和《刑事侦察术》曾是军统特训班的必修教材，他在《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一书中揭露了很多军统（包括保密局和情报局）的黑幕。沈醉和程一鸣都是军统的少将，戴笠也曾担任军统局副局长。他们的军衔多是职务军衔，戴笠也很少穿军装，甚至反感手下穿军装。

戴笠去世后，追授了中将军衔，终于可以安心离世。但在1956年，毛人凤被押解到台湾时，戴笠的墓碑和毛人凤的军衔成为一桩笑话。毛人凤曾因蒋夫人争取上将军衔，但最终是否成功，连毛人凤自己都搞不清楚。程一鸣回忆，他参加了毛人凤的葬礼，尽管他和毛人凤的职位不同，但算是老同事了。当年毛人凤担任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时，程一鸣是军统局行动处处长，副处长就是大家熟知的徐远举。

徐远举之所以能成为军统局行动处副处长，沈醉可谓是出力不小：军统局第三处主管行动工作，暗杀、绑票、破坏、爆破、拘捕等任务都由该处负责。1943年下半年，原处长徐业通调升国家总动员会军法监，遗缺由程一鸣接任。我向毛人凤推荐了徐远举，但毛人凤无法做主，我又去找戴笠，最终得到了程一鸣的同意。 沈醉和程一鸣似乎并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但他们对毛人凤的态度各不相同：沈醉是想取代他，而程一鸣则是作为卧底，自然不会对毛人凤抱有好感。沈醉认为毛人凤担任保密局局长并不称职：在军统中，只有戴笠让我真正信服，其他人如郑介民和唐纵，我一直只是表面上尊敬他们，内心却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没有戴笠那样的能力和魄力。

客观来说，毛人凤的能力确实不如戴笠，他不仅未能养活戴笠留下来的数万特务，还不得不进行大规模裁撤。因此，毛人凤在军统中的口碑远不如戴笠。蒋介石之所以启用毛人凤，正是因为他没有像戴笠那样的威望，较为好管理。毛人凤担任军统局长后，蒋军连败，国防部和参谋本部都认为毛人凤无能，这也为后来的笑话埋下了伏笔。程一鸣回忆：1956年10月，毛人凤因癌症飞往美国治疗，三天后回到台北便去世。宋美玲向蒋介石请求，将毛人凤的陆军中将军衔追授为上将，经蒋批准，情报局为毛人凤的墓碑刻上了‘故陆军上将毛公人凤之墓’。 然而，这个提案在行政院内部遭遇了反对，最终未能通过。于是，毛人凤的墓碑成了一桩笑话，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程一鸣回忆：‘国防部’的提案未能通过，毛人凤的墓碑成了笑话，有人调侃说，‘故陆军中将戴笠要在阴间向陆军上将毛人凤敬礼’。

毛人凤的墓碑成为笑话，并非没有原因。从1949年到1963年，担任行政院长的何应钦、阎锡山和陈诚等军方高层，均拒绝批准将毛人凤晋升为上将，显然是觉得他的能力并不配得上这样的军衔。而毛人凤最后的墓碑上是否写有上将军衔，至今没有确凿证据。至于毛人凤应该授何种军衔，这也无从知晓。可以想象，如果戴笠在地下遇见了毛人凤，他到底是向他敬礼，还是先给他一个耳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