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14日，在陈赓兵团和陈唐兵团的联合进攻下，成功解放了洛阳。这场洛阳战役虽然仅持续了几天，但敌军的伤亡高达2万，解放军顺利占领了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控制了陕、晋、豫三省的咽喉，进一步逼迫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陷入困境，局势变得愈发被动。

从表面上看，这场胜利是两大野战军紧密配合的结果，战果显赫。然而，事实上，陈赓兵团与陈唐兵团在合作过程中并未完全协调好。这样的小问题几乎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来，并贯穿了整个战役。虽然最终的胜利掩盖了这些细节，但战役中的配合不和谐几乎成为无法忽视的隐忧。洛阳战役过后，陈赓和陈士榘再也没有过合作。事实上，这场战役不仅是陈赓和陈士榘之间的最后一次合作，也标志着华野和中野的最后一次联合行动。后来，陈士榘曾指挥华野部队支援过中野，这不禁让人猜测，陈赓和陈士榘之间是否在洛阳战役期间发生过什么摩擦？

尽管洛阳战役正式打响是在3月8日，但中央实际上在2月份就开始为中原战役进行部署。而毛主席在这次部署中，明确指示陈赓兵团和陈唐兵团共同承担中原战役的任务，指挥权则交给陈唐兵团。解放战争期间，华野和中野之间频繁合作，指挥权的分配并不是新鲜事。毛主席指示明确指挥权归属，这本是一项常规安排。然而，类似的安排也曾因为指挥权不清晰而导致过战局不利的局面。

例如，在平津战役期间，杨成武、杨得志和程子华三个兵团协同作战，虽然各自的作战能力都十分出色，但配合上还是出现了问题。程子华兵团的攻城速度过快，导致敌35军没有完全被包围，趁机撤走。由于傅作义谨慎用兵，我军耗费了大量精力才把敌军35军钓出来，结果却因为指挥协调问题错失了包围机会。所幸毛主席及时发现了问题，亲自指挥协调，成功堵住了敌军的撤退，最终全歼了敌35军。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陈谢兵团和华野的联合作战中。由于没有明确的指挥权归属，双方相互顾全大局，结果导致指挥权上的犹豫，使得战略任务未能如期完成。最后，中央军委及时明确了指挥权，才使得作战顺利完成。

因此，毛主席在部署中原战役时，提前明确了陈赓兵团与陈唐兵团的指挥权，确保作战顺利进行。毛主席在决定联合作战时，已经做好了指挥权的安排，避免了过去因指挥不明确而带来的潜在问题。

然而，尽管指挥权的安排已明确，但在陈赓兵团和陈唐兵团的合作中，谁应该负责指挥，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平津战役中的新保安战役中看到类似的情况。当时，杨得志被指定为统一指挥官，尽管他与杨成武和程子华的资历相差不大，且没有显著的职位差距，但由于杨得志负责进攻部队的指挥，最终由他统一指挥。这也说明，在一些战役中，指挥权的分配通常依赖于兵力和作战位置。

另外，当时有一种规定，即联合作战时，兵力较多的一方拥有指挥权。比如在平津战役中，东野兵力远超华北野战军，因此东野获得了指挥权。如果两方兵力相当，指挥权则会根据指挥官的资历、能力等因素来确定。按照这个原则，陈赓兵团和陈唐兵团的情况比较特殊，两者兵力相当，而且两位指挥官的资历也差不多。陈赓虽然年长且毕业于黄埔军校，但陈士榘也是毛主席麾下的得力干将，资历不差。因此，指挥权该归属于哪一方，显得颇为复杂。 最终，陈赓在关键时刻做出了让步，将指挥权交给了陈士榘，这才避免了毛主席的一项难题，确保了战役的顺利进行。尽管这次合作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陈赓和陈士榘之间的默契和协调最终帮助他们成功解放了洛阳。 然而，洛阳战役虽然大获全胜，过程中的一些波折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在攻城初期，陈赓兵团的四纵进攻速度较快，但由于敌人据点尚未清除，重武器尚未到位，攻城的困难也随之增加。为了避免伤亡，陈赓提出暂时缓攻，等待重武器到位后再继续进攻。然而，陈士榘认为缓攻会给敌军增援部队留出时间，可能影响整个战役的进程，因此坚持按照原计划继续进攻。最终，尽管四纵缺乏重武器，依旧按计划发起了总攻。 面对强敌，陈赓的四纵在进攻中遭遇了不少困难，尤其是在攻打国民党军206师时，敌军师长邱行湘的顽强防守让四纵陷入了苦战。四纵的战斗对陈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支部队起源于他一手打造的129师386旅，深得陈赓的厚爱。在这种情况下，四纵的伤亡让他感到十分痛惜，也促使他亲自前往前线指挥作战。 相对来说，陈唐兵团在攻城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较少，尤其是三纵利用火炮攻城，使得攻坚难度大大降低。而陈士榘在事后的总结会上也毫不吝啬地夸赞了三纵火炮攻城的作用。这番话不仅让陈赓有些尴尬，也让当年因进军大别山而损失重武器的中野官兵感到不快。 尽管战役最终由陈士榘指挥，但战后，洛阳的市委书记却是由陈赓兵团的人担任。这表明中央对这场战役的情况已有深刻了解。陈士榘虽然后来与二野有过合作，但再也没有与陈赓进行过联合行动，洛阳战役也成为了他们最后一次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