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郑振铎于北京的厂肆中，发现了包含彩色绘图的手钞《春秋五霸七雄通俗演义列国志传》（八卷十六册），其后于《华北日报·俗文学》（1947年7月11日）发表了《明钞本〈列国志传〉之发见》郑振铎通过“字体画法之风格，与纸墨色之鉴定”，推测彩绘《列国》出自明代万曆以后的内府。

根据实物比对结果，彩绘《列国》应是以某坊刻本《列国志传》为底本制成，考现存之坊刻《列国》诸本（特别是明代坊刻本），绘画较为简单者，采上图下文形式，插图较为精致者，每卷插图则约在五叶左右。而彩绘《列国》不同于明代坊刻本《列国志传》，合计附有二百五十三半叶大量且精致的彩色绘图，换言之，对于辅助理解白话文的“绘画”之机能，彩绘《列国》较坊刻《列国》诸本更加重视。

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除了彩绘《列国》外，明代后期，内府还制作了许多同一类型的、强调视觉效果的彩绘通俗小说，如彩绘《唐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全图》/《全像金字西游记》、彩绘钞本《出像杨文广征蛮传》、彩绘钞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研究指出，在这些描写西游记、杨家将、岳飞故事的彩绘通俗小说中，彩绘《征蛮》及彩绘《大宋》乃内府于明代后期据万历年间坊刻本所作。

无论宫廷或内府，在一般观念中，都是以皇帝、士大夫为中心，由政治所需的“正统诗文／思想”─即所谓“士大夫文化”─所占据的空间。若然，在这样的空间中，由通俗白话与绘图组成之“卑俗”的小说，不但与民间书坊相联系，其持续生产更耗费了庞大的资金、时间、劳力─那么，其生产与接受，究竟被期待有着怎样的“效果”或“影响力”呢？在此意义上，不仅限于小说研究，对于明代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而言，前述彩绘通俗小说群也是一批即将带来崭新信息与观点的重要数据。

作为彩绘通俗小说群之制作与接受研究的一环，本文将对彩绘《列国》进行图书文献学方面的基础调查。根据彩绘《列国》的内容与体裁，可知本书的接受，乃连动于其他领域之绘图本、文艺作品，为在此后的研究中详细探讨彩绘《列国》之接受，本文试图尽力锚定其制作时期与场所。

验证彩绘《列国》是否为“明代内府钞本”，首先须明确其制作时期之下限，对于这个问题，彩绘《列国》中的避讳字、忌讳字扮演了关键角色。

彩绘《列国》卷四“弦高半路退秦”绘图中有手钞金字“弦高”，卷七“庞涓巫蛊孙子”绘图侧边的文字，则有墨书的“淳于髡”。“弦”为清康煕帝“玄烨”之避讳字，一般若非避用，则以缺笔记之，而“淳”则是清同治帝“载淳”的避讳字。此外，卷二“犬戎剽剠京城”的绘图中，将犬戎的外表描绘为近似犬隻，并以金泥题“犬戎”，如陈垣在《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卷二〈忌戎第二·忌犬戎第五〉谈及的事例，清代书籍中，“犬戎”一词多见忌避，且将西北民族“犬戎”之外貌呈现为犬隻，显然也触犯了清廷的禁令。综观上述避讳、忌讳情形，可以推定彩绘《列国》之制作下限，最晚不会超过明朝末期。

至于其上限大约落在何时、又是据何本制作而成？要回答这个问题，对明坊刻《列国》诸版本的确认工作必不可少。现存之明代坊刻《列国》大略可分为八卷本系统及十二卷本系统，且八卷本属于多采上图下文形式的建阳本，十二卷本属于每卷附有五叶之双面单式绘图的苏州本。通过文本对照（从略），可知彩绘《列国》的“目录”近于十二卷诸本，卷一开头的文字内容则与八卷诸本相同。更为复杂的是卷八末页的文字出入。彩绘《列国》与八卷诸本、十二卷诸本皆有差异，但彩绘《列国》和十二卷诸本的差异主要停留在文句表现的层次，八卷诸本相较于两者，则可见内容上的增删，且表现有复杂化的倾向，彩绘《列国》与八卷本诸本末页的比对结果，和卷一开头处两者一致的状况正好相反。

所以，彩绘《列国》的制作有两种可能：1.同时参考了十二卷本、八卷本（及其佚本）。2.以参照了现存之十二卷本、八卷本制成的佚本（而非“祖本”）为底本。这样的小结虽嫌暧昧，但重要的是，彩绘《列国》与明坊刻《列国》诸本同具“引”、“目录”、“论”。且其本文、字句与明坊刻《列国》诸本高度一致，可断定彩绘《列国》的制作乃以明坊刻《列国》为基础。

那么，其抄写/复制的时期又约略于何时呢？关于这点，也可利用彩绘《列国》中的避讳字进行推估。卷七“庞涓巫蛊孙子”绘图，可见小说本文墨书“校尉”，卷五“由基死于乱箭”绘图上，亦可见手钞金字“养由基”，两者皆未避明天启帝讳“由校”，另同书“目录”及卷一之卷首末行有“洛阳”二字，亦未避明泰昌帝讳“常洛”，根据其避讳状态，彩绘《列国》的手抄时期很有可能落在万曆末年左右。且绘图与彩绘《列国》酷似的《大宋》作于万历二十年代以降至天启、崇祯以前，亦可佐证此说。

那么其制作场所是否确为明内府？思考这一问题之际，当注意明末宦官刘若愚在《酌中志》卷一《忧危竑议前纪》中，对万历期内府的描述：

神庙天性至孝，……博览载籍。每谕司礼监及干清宫管事牌子，各于坊间寻买新书进览。凡竺典、丹经、医、卜、小说、出像、曲本靡不购及。先臣陈太监矩凡所进之书必册册过眼，如《人镜阳秋》《闺范图说》《仙佛奇踪》等类。每岁之中，何止进数次，所进何止数十部哉。因先年神庙曾将《闺范图说》一部赐郑贵妃，于万历乙未秋贵妃捐赀重刊。……

据其所言，则大量坊间书肆新刊书籍，借宦官之手被送至万历帝身侧，其中便可见“小说、出像”等包含绘图的通俗文学作品。倘若此条记载属实，则内府购置明坊刻《列国》诸本，并以之为基础制作彩绘《列国》的概率便大大提高，且据刘若愚“小说、出像”之语，当可假定其中的明坊刻《列国》为包含绘图的作品。

如此，则在现存明坊刻《列国》与彩绘《列国》的绘图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比较彩绘《列国》与明坊刻诸本之绘图，构图虽大抵相似，但细部描绘颇有出入者所在多有。彩绘《列国》卷一的“妲己立炮烙刑”对比其他诸本，身受炮烙之刑的梅伯与旁观的纣王、妲己之位置关系基本一致，但地毯、士兵、梅伯的动作、背景等细节则明显有异。另外，题材相同而构图差别甚大者也为数不少，彩绘《列国》卷三的“卫鹤公好鹤亡国”（八卷本未见此图）描绘的是将群鹤送出城门的卫懿公一行人，十二卷本系统的明万历苏州龚绍山刊本《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则描绘了端坐宫中观鹤的卫懿公。

归根结柢，由于彩绘《列国》附有共计二百五十三半叶的大量绘图，本不可能全据坊刻诸本绘制，彩绘《列国》中频见坊刻诸版本所无之绘图，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彩绘《列国》又是参考什么文本，制作这些明坊刻《列国》所无的绘图呢？答案之一，便是彩绘《列国》周遭的明内府诸彩绘本，可以发现其绘图和彩绘《列国》在细部的图样、构图上皆十分相似。

如笔者在先行研究中数度指出的，包含彩绘《列国》在内的彩绘《西游》、彩绘《征蛮》、彩绘《大宋》等彩绘通俗小说群，在所用颜料、画风特征、着色技法等方面皆相当酷似，且上述颜料、画风、着色技法的雷同或相近，也存在于彩绘通俗小说群以外的“明内府制手钞彩绘／着色书籍群”（詳見松浦智子《明代内府の繪圖本と視覚文化について：西遊記の彩色繪圖本を中心に》）中。

以彩绘通俗小说群中频见的“帷幄”为例，彩绘《列国》卷六“赵鞅灭范荀氏”绘图中，帷幄张开呈半圆，两端支柱为紫色，上方深绿与藏蓝布料边缘缀有橙色带状饰布，其下另垂落两条饰布，帷幄全体以浅绿为底，描绘圆形花纹。与之雷同的帷幄，亦可见于明万历十九年内府手钞彩绘《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授书图”、明后期内府手钞彩绘《御制外戚事鉴》（日本东洋文库藏）第一册第十三叶“卫青”等可确定为明后期内府制作的诸彩绘本中。另外，以上几书中，帷幄前方端坐者的姿态、随侍两侧者、于帷幄前进行报告的人物等细部构图亦十分肖似，用以上色的颜料、染料之系出同源，更是一目了然，据考察为明内府制的彩绘《征蛮》、彩绘《大宋》、彩绘《西游》中，也绘有此种帷幄。

另外，彩绘《列国》“妲己立炮烙刑”所见地毯的画法，雷同于彩绘《外戚》，而纣王身后的“大扇子”，则与明后期内府手钞彩绘《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八“天道无私臣弑其君金国乱”十分相似，彩绘《列国》“妲己立炮烙刑”“赵鞅灭范荀氏”中的武臣形象，亦与上述彩绘《外戚》《征蛮》如出一辙。

彩绘《列国》与其它彩绘本的酷似之处，尚包含地毯、女性、白马、火焰、云彩、树木、金碧山水等等的画法，均有酷似之处，囿于篇幅，本文不一一指出。

承前所述，若彩绘《列国》与明内府彩绘诸本之绘图，在风格、构图、颜料等方面如此一致，则彩绘《列国》于绘制插图之际曾参考明内府彩绘诸本的可能性极高，这也说明了彩绘《列国》和其余彩绘诸本同出于明代后期内府的可能性。彩绘《列国》中大量精细的绘图，使用了以群青（蓝铜矿）与金泥为代表的高昂颜料，也可左证上述推论，所需资金与劳动成本如此可观的彩色绘图，也只有坐拥大量画工的宫廷“画院”，才可能一口气制作出二百五十三半叶。

案：明清内府彩绘插图多为朱丝栏框，但亦有墨栏框者，譬如北京市文物局收藏的郑振铎、康生递藏之孤本《明宫冠服仪仗图》残本，即是明证。

附：《明钞本〈列国志传〉之发见》

二西

讲史小说《列国志传》，为明代余邵鱼所作，今所见者，有八卷本、十二卷本两种，而以八卷本之时代较早。八卷本，现存于世者，以万历三十四年三台馆余象斗重刻本，为最古之本；此本国内未见，唯日本蓬佐文库藏有一帙，前大连满铁图书馆亦有残本，仅存五卷。至于国内通行之本，凡二种：（一）古吴文英堂刻本，（二）文锦堂刻本；均系坊刊小本，殊为恶劣。

今岁春间，厂肆中忽然发见八卷本之明钞彩绘本《列国志传》一部，未几，归于文禄堂。此书标名曰：《春秋五霸七雄通俗演义列国志传》，凡八卷，共十六册，乌丝阑白棉纸精钞，每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五字。书不分回每段标有节目，不标段数。版匡上方眉栏，横标文中重要节目。书中插图，单面方式，五彩精绘，金碧灿烂，颇为悦目，画甚工细，殆出匠人之手。每图不标节目，重要人物，多题姓名于像旁。每段插绘一二图不等。据厂肆书贾，谓系明初内府钞本，然据个人观察，此书字体画法之风格，与纸墨色彩之鉴定，虽为明代内府钞本，然其时代，绝非明初！最早为万历时，或在万历三十四年以后，亦未可知。总之，此本之发见，于小说版本方面，颇具有重要之地位，可称为国内现存八卷本《列国志传》之最古本—当时此书索价极昂，颇足惊人，闻最近已入藏某巨室矣。

案：郑先生写的这篇文章，署名“二西”（原文如此，疑为二酉之误），在《劫中得书记》《西谛书目》《西谛书跋》等书均未收载。孙楷第着《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书（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年），页24《列国志传》条下着录：《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八卷本；《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十二卷本。古吴文英堂刻本，时代不明，另有集锦堂嘉庆刻本，均见《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目录》，文锦堂本约刻于康熙间。另有英国博物院的“梅园梓行”藏本，有关此书的考证，可参见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页75-78。

来源：泰和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