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背后有三个强大的集团支撑,这些集团分别是河南集团、河北集团和河西集团。其中,河南集团包括了南阳和颍川,河北集团包含了冀州和幽州,而河西集团则包括了河西走廊的五个郡:张掖、敦煌、酒泉、武威和金城。
前两个集团为刘秀的帝业奠定了基础,而后者则成为了东汉帝国维持统治的关键力量。东汉帝国作为由豪门士族集团建立的政权,它的基石便是这三大集团。那么,这三大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呢?新朝末年,王莽的改革遭遇失败,再加上天灾人祸,民间骚乱不断,民变四起。为了应对这些局势,王莽允许豪门大族建立私人武装,这样一来,这些豪门士族便成了合法的军阀。 在地皇三年,刘縯在舂陵起义,联合绿林军,首先打出了推翻新莽,复兴汉室的政治旗号。地皇四年,刘縯与绿林军联合选举皇帝,但由于内部斗争,刘縯未能成功,皇位落入了绿林军所推举的刘玄手中。刘縯随后遇害,绿林军攻破了洛阳和长安,宣告新朝灭亡。刘玄所建立的更始政权,实际上是由豪门士族集团与农民军混合组成,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的内耗。 刘秀因为早年杀兄之仇,遭到刘玄的猜忌。为了躲避刘玄的压力,刘秀四处奔走,最终在舂陵子弟的帮助下,获得了北巡的机会。所谓北巡,就是以使者身份前往河北(幽州、冀州)收回新莽政权的辖区。这一过程如同炼狱,刘秀遭遇了王郎的追杀,从卢奴一路逃至蓟县,又从蓟县逃至信都,历尽千辛万苦,最终仅剩下少数忠实追随者。就在此时,河北的豪族集团如任光、邳彤、耿纯、刘植等人突然加入了刘秀的阵营,使他终于站稳了脚跟。 很快,刘植等人的努力使得河北最大豪门刘杨加入,带着十万私兵支持刘秀,并将外甥女郭圣通嫁给刘秀,这使得刘秀一跃成为河北地区拥有最强大军力的领袖。在打击王郎的赵汉政权时,刘秀的福星耿弇又带领着吴汉、寇恂、景丹等人,率领六千幽州铁骑加盟,刘秀因此打败了王郎,统一了河北,最终与刘玄分道扬镳,建立了东汉政权。 此时,东汉的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已经基本齐备,其中河南集团占据了15席,河北集团则有13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南阳的阴氏、宛城的李氏等家族未能进入这一名单,但他们和其他家族一起,共同构成了东汉开国的政治基础。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东汉时期,外戚的主要家族只有阴氏和邓氏,但实际上,窦氏和梁氏这两个家族才是最具影响力的外戚。这个现象与刘秀的政治平衡策略息息相关。 刘秀在打天下时需要依赖外来力量,但当他坐稳了江山后,他希望能独揽大权,减少外援的影响。这种现象几乎在每个开国皇帝的统治中都存在: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皇帝必须削弱功臣和外援的权力,而这往往导致与功臣的矛盾。从道德角度看,刘秀的仁慈不杀功臣,但从政治角度来看,刘秀确实无法单纯依靠道德手段解决问题,因为豪门家族的势力过于强大。为了避免重蹈王莽覆辙,刘秀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赎买,用豪门家族的利益交换功臣手中的兵权,使他们逐渐卸下兵权,最终解职归乡;二是树敌,他将两大豪门集团之间制造敌对关系,给他们各自树立对手,从而削弱他们的政治力量。 新朝末年,张掖太守窦融眼光独到,他联合梁统等人组成了河西五郡联盟,表面上顺从隗嚣,实则保持独立。隗嚣与刘秀反目后,窦融果断选择支持刘秀,协助他击败了隗嚣。虽然河西集团在东汉开国时不是核心力量,但以窦融和梁统为代表的河西集团政治眼光独到,在日后的皇权与两大集团的博弈中,成功选边站,最终赢得了刘秀的信任,并获得了与皇族的联姻机会。随着窦氏、梁氏、马氏等家族逐步控制朝政,他们成为了东汉外戚政治的主力。然而,在东汉末年,随着这三大豪门家族的衰退,新兴的士族家族,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逐渐崭露头角。豪门家族的消失与新豪门的崛起,与东汉帝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通过数十年的政治积淀,新豪门士族利用东汉末年政权动荡的机会,迅速崛起并取代了老一代豪门家族,最终成为新的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