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31日上午，距离响堂铺约一箭之地的山梁上，几个友军将领正在一个简易的露天工事内激烈争论。最为激动的是第二战区第3军军长曾万钟，他对着朱老总抱怨：朱总司令，你们的游击战是不是只会游，不会打？太阳都快升到头顶了，日军还没露面，怎么回事？朱老总宽厚一笑，淡定回应：曾军长，好的饭菜不怕晚，日军很快就会出现的。接着，曾万钟又转向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质疑道：刘师长，游击战术的小打小闹能有什么用？不过是隔靴搔痒，根本打不到日军的要害。你看看现在这情况，贵军不过是想要隔靴搔痒而已，日军未必给你们机会。刘伯承抬头看了看手表，沉稳地转向李家钰等几位友军将领，大声说道：曾军长、李军长，各位将军，我敢打包票，不出两个小时，你们每个人手里都有日本人送来的午餐。听到这话，就连与刘伯承关系不错的47军军长李家钰、38军军长赵寿山都不禁感到惊讶。

刘伯承微微一笑，似乎并未将友军将领的疑虑放在心上。回想当年，他刚进入江西苏区时，对朱毛提炼出的游击战并没有太高的评价。刘伯承曾认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过是《三国演义》中的常见战术，完全不值得太重视。1932年10月，刘伯承站在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留洋派一方，失去了主席的指挥权。会后，朱老总找到他，耐心地劝导他多体会主席提倡的游击战术。朱老总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红军的双子星彭总、林总也在背后对刘伯承提出过意见。会后不久，刘伯承担任了红军总参谋长，并在红军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游击战，甚至暗讽主席等人的战术：他认为《三国演义》中的战术不可能适应现代战争，《孙子兵法》也不应该全盘照搬。可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刘伯承最终还是和周公、朱老总一起，利用游击战术取得了胜利。

刘伯承逐渐对游击战的有效性有了新的认识，并且最终彻底接受了这种战术。此时，李德的到来也加深了他对游击战的理解。李德是来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军事顾问，虽没有太多实战经验，但由于博古的支持，他很快获得了很高的权力，改造了红军的指挥系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推行的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放弃了游击战，直接面对强大的敌军展开硬拼，结果红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刘伯承对此无法接受，公开批评李德的指挥，并在理论上提出了与李德观点完全不同的看法。最终，刘伯承因与李德的矛盾被降职为红五军团参谋长，而失去领导的红军开始了艰难的转移。湘江战役后，红军指战员逐渐醒悟，黎平会议后，刘伯承重新回到核心层，并参与了著名的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战役，将游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随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刘伯承的军事观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曾经对游击战不以为然的刘伯承，现在却将游击战作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战略。一个优秀的将领，未必需要接受正规军事学院的训练，但必须在战争中通过实践来学习。刘伯承便是这样一位有着极高悟性的战将。在1937年3月20日，他与张浩一起建议：全面抗战中，敌后战场应当采用游击战。主席进一步提炼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战术。此时，抗大的校长林总则更倾向于和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正规战。然而，随着洛川会议确定了战略方针，八路军的高级将领逐渐对游击战达成共识，认为游击战在敌后能够产生巨大效果。例如，115师平型关的伏击战、120师雁门关的伏击战、129师阳明堡的夜袭战，以及神头岭的围点打援战，都是游击战典型战例。聂荣臻曾提到，晋察冀边区的游击战每天能打死一个日军，积少成多，极大消耗了敌人。

八路军的游击战经历了土地革命的考验，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战术体系。因此，想学就能学的并不多。许多来自正规军的将领根本不看得起游击战，认为游击战的效果有限。抗战初期，八路军的771团在石门口遭遇袭击时，曾万钟就批评八路军被日军游击了。当时，东路军的将领们并不信任朱老总和刘伯承的游击战战术，即便是有些看热闹的将领，如曾万钟、李家钰等人，也只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可是，当刘伯承果断出击，结果在两个小时内，八路军就缴获了日军的罐头，曾万钟、李家钰和赵寿山等人也开始改观。

1939年4月，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在山西省武乡县长乐村附近，将日军108师团117联队3000余人围困。虽然友军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提前撤退，导致部分日军得以逃脱，但这场战斗的胜利，仍让八路军游击战的威力得到了充分展示。与正面战场的将领相比，游击战的战术效果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将领们具备坚定的信念和耐心去学习和实践。李家钰和赵寿山是少数在游击战中有所成就的代表人物。李家钰曾率领川军成功抗击日军，并最终在豫湘桂战役后壮烈殉国；赵寿山则在解放战争中贡献巨大，最终成为西北解放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