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厘清一个有趣的现象：

提到中国古代对外战争的巅峰，大多数人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封狼居胥”、“勒石燕然”，是那句让人热血沸腾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但是，如果纯粹从版图拓展的实绩、战争持续的时间跨度，以及对现代中国疆域定型的贡献来看，清朝平定准噶尔的战争（简称“平准战争”），其分量丝毫不亚于汉匈战争。

甚至可以说，没有这场战争，就没有我们今天概念中的“大中国”。

然而事实是，这场仗在民间的存在感极低，甚至往往伴随着某种尴尬的沉默。

为何同样是开疆拓土，康雍乾三代的百年之功，却不像汉武帝那样受人追捧？

不是说这个结论是错的，而是说这种“冷遇”背后，藏着更深层的历史逻辑。

借着这个由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正是大一统王朝在面对边疆经略时的不同面相——

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意义，那么理解这种差异，你就能理解什么是“民族记忆”的选择性。

首先要来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汉匈战争能成为“民族骄傲”的图腾，而平准战争却很难？

——这里的“民族骄傲”，还是得先厘清概念：

是指在主体民族（汉族）的历史记忆中，能够激发强烈认同感和安全感的集体记忆。

首先从代入感（Identity）上来考虑这件事。

汉匈战争的叙事结构非常完美，它符合一种经典的“文明对抗野蛮”的剧本。

那是农耕文明的汉人，面对强大的、异质的游牧霸权，进行的一场从屈辱和亲到绝地反击的复仇之战。

霍去病、卫青是汉人，士兵是汉人，这种血脉上的联系，让今天的我们读起来，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扬我国威”的悸动。

但平准战争是什么样的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场战争在普通汉人眼里的观感，更像是“神仙打架”——或者说，是“满洲老板带着蒙古员工，去打另一群蒙古亲戚”。

清朝历次平准战争，主力部队往往是八旗劲旅、索伦兵、以及归附的喀尔喀蒙古和内蒙古各部。

而在当时汉人为主的绿营兵，更多时候承担的是修路、运粮、驻守台站等后勤工作。

就像有的观点指出的那样，紫光阁平定西域的功臣像里，你很难找到几个纯粹的汉人面孔。

所以，无论乾隆皇帝如何自我标榜“十全武功”，你都可以准确地意识到，对于当时乃至后来的汉族士大夫而言，这更像是一场“满蒙家务事”。

这种情感上的隔膜，导致了它很难像汉匈战争那样，被无缝植入到“汉族中心”的英雄史诗中。

而除此之外，还有手段与性质（Methodology）层面的考虑，这也是让这场战争在现代语境下变得有些“做得说不得”的重要原因。

在这个层面，我们看到的历史，和教科书上寥寥数语的记载截然不同。

汉匈战争的结果是什么？是匈奴分裂、南下归附、最后逐渐融入汉族。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符合儒家“近者悦，远者来”的教化理想？虽然过程残酷，但结局是“大融合”。

而平准战争的结局呢？

准噶尔汗国，这个曾经称霸中亚、敢于和沙俄叫板、甚至差点统一蒙古高原的庞然大物，在乾隆二十年的雷霆一击后，不仅仅是政权崩塌，而是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当时准噶尔部正爆发天花疫情，人口锐减。

乾隆皇帝展现出了极度冷酷的政治手腕，他并没有像父亲雍正那样寻求某种羁縻，而是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窗口期”，实行了近乎“除根”的政策。

史料记载极其惨烈，数十万准噶尔人，死于战火、死于瘟疫、死于逃亡。曾经繁盛的准噶尔盆地，一度变得“空无一人”。

这种近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征服方式，虽然在战略上彻底解决了几百年的西北边患，但在讲究“仁义”的中华传统史观里，实在有些吃相难看。

更何况在如今强调“民族团结”的语境下，把一段涉及“同室操戈”甚至近乎灭族的残酷历史拿出来大肆宣扬，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所以，汉匈战争是“打服了你，以此为荣”；而平准战争是“打没了你，以此为安”。

前者可以写成诗，后者只能写成报告。

看过这两个原因以后，你是不是觉得平准战争就真的一无是处，或者仅仅是一场统治者的暴行？

当然不是。如果我们剥离掉情感色彩，纯粹从地缘政治的角度（Geopolitics）来看，平准战争的战略价值，其实是被严重低估的。

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清朝没有彻底击败准噶尔，会发生什么？

准噶尔不是一个普通的游牧部落，它是一个拥有极强组织能力、装备了火器、甚至有能力建立一套独立行政体系的“汗国”。

在17世纪到18世纪，它是东亚大陆上除了清朝和沙俄之外的第三股强大势力。

如果清朝止步于嘉峪关，或者像明朝一样满足于羁縻，那么在沙俄不断东进和南下的背景下，准噶尔极有可能会被沙俄吞并，或者成为沙俄的附庸。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外蒙古、新疆、甚至青海和西藏，都可能变成另一个颜色的区块。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看看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的艰难，你就能明白，如果那时候面对的不是散沙一般的阿古柏，而是一个拥有几百万平方公里战略纵深、背后有沙俄支持的准噶尔汗国，中国的版图会缩水成什么样？

所以，平准战争虽然手段残酷，虽然主力不是汉人，但它在客观上为现代中国奠定了一个不可动摇的西部疆域。

它把自唐朝安史之乱后，中央王朝失去了一千年的西域，再一次牢牢地纳入了直接统治之下——

设立伊犁将军，废除世袭伯克制，驻军、屯田、建城。

这是一笔巨大的地缘遗产。

今天我们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古以来”，很大程度上，得感谢那个好大喜功、下手狠辣的乾隆皇帝，以及那些在戈壁滩上死磕百年的清军将士。

上千年来，关于战争的评价，固然有我们习惯上理解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分野，但更大程度上，其实还是一个“生存空间”与“文明底线”之间的博弈。

汉匈战争塑造了我们的民族魂，让我们有了昂首挺胸的底气；而平准战争塑造了我们的身躯，让我们有了海纳百川的体量。

我们不需要去歌颂杀戮，但我们需要承认历史的复杂性。

历史不是童话，上帝没有制造一种绝对完美、既仁慈又能开疆拓土的手段放在那里供人类选择，而只有一些带血的工具包。

清朝选择了最狠的那一把，留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家业。

番外：说书时间

在正文中，我们一直说清朝是靠“武力”平定的准噶尔，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完整：天花病毒在其中的“战功”，可能比任何一位大将军都要高。

早在康熙年间，乌兰布通之战时，清军之所以没能一鼓作气抓住民心丧尽的噶尔丹，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前线爆发了疫情，不得不退兵。

而在几十年后的乾隆朝，准噶尔汗国内部爆发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天花，夺走了他们30%-40%的人口，其中包括大量的青壮年士兵。

这直接导致了准噶尔指挥系统的瘫痪和社会结构的崩解。

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病毒，以准噶尔蒙古人的强悍战力，依托本土作战，清朝哪怕倾国之力，恐怕也很难打出那种“犁庭扫穴”的效果。

更有意思的是，清朝皇室——尤其是康熙本人，因为得过天花而有了免疫力，这甚至成为了他被选为继承人的关键因素之一。

冥冥之中，天花这种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生物，竟然左右了东亚大陆上两个庞大帝国的国运，甚至决定了今天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归属。

你说，这找谁说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