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全国范围内县级常平仓的粮食储备水平，成为了清朝18世纪第二个25年内的长期任务。陈宏谋，这位清朝名臣，一直在强调，粮食储备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尤其是在他所管辖的各省。他要求如果没有固定标准的地方，应该主动提升储备水平。无论是在云南、江西、陕西，还是湖南、湖北、福建等地，陈宏谋都按计划扩大了粮食储备，推动这些地区朝着他的目标迈进。

在这一时期，皇帝批准了若干初步的县级常平仓储备方法，陈宏谋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灵活实施，并根据不同的地理和经济状况进行适当调整。常平仓的粮食尽可能通过市场采购，采购所需资金主要来自几个来源：一是省级财政拨款，二是地方公共资金，若这两者都不可行，就从官员的养廉银或盐商的机动基金中调拨。

在一些地区，陈宏谋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手段，比如调整漕粮或军粮的运输路线，或采购途经他管辖省份的粮食，或通过各地之间的货物流转，将粮食从储备较为充足的城市调拨到粮食匮乏的县区。他还通过一项创新的方式，在18世纪40年代后期，恢复了由前任鄂弥达创立的一项计划：省财政通过贷款支持北部延安和榆林地区的移民，待他们丰收后，用粮食偿还贷款，这样就能确保粮食供给。

不过，陈宏谋似乎更青睐于另一种方法——鼓励地方精英捐赠粮食，以换取他们所渴望的绅士身份，这就是所谓的“捐监”制度。有人认为，捐监制度是清初财政困难时的应急措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到19世纪，它逐渐普及，成为清朝衰败的象征。但实际情况却证明这种观点不准确，尤其在清朝中期，捐监制度成为了国家经济和政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从康熙帝最后几十年起，地方精英为常平仓捐献粮食的做法便默许了，后来，捐献与绅士地位挂钩，甚至在1726年得到了雍正皇帝的正式批准。到了乾隆初期，这一做法得到了进一步鼓励。乾隆皇帝为激励乡绅捐赠粮食，不仅降低了功名的价格，还减少了其他捐监项目的数量。乾隆在1738年亲自写道：“盖以士子读书向上者日多，留此以为进身之路，而所捐之费仍为各省买谷散赈之用。”他强调，通过捐献，士子们能够通过功名获得社会地位，而捐赠的粮食则用于各地救济贫困。

尽管陈宏谋是一位严谨的理学学者，并且积极推动教育改革，但他并不认为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可以仅通过科举考试来衡量。与某些学者的观点不同，陈宏谋不热衷于捍卫自己阶层的排他性特权，反而支持通过捐监制度为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提供新的机会。对于从卑微出身走上仕途的陈宏谋而言，他的观点并不令人意外。他认为，监生头衔是一种国家可以用来提升民众社会福利的资源。

陈宏谋甚至开始考虑将绅士地位与粮食储备挂钩，作为一种方式来增强储备。早在1731年，他就任江南驿盐道时，便提议取消各省征收的浮费，认为这些浮费抑制了捐监交易。后来，在他担任巡抚期间，他仔细审查了捐监账目，并尝试根除各县强行征收附加费。

1743年江西大饥荒时，陈宏谋要求朝廷批准以更低的捐监价格来刺激捐赠，他甚至在户部的强烈反对下，成功获得了20%的折扣，并引入了粮食折现的新方式。这些措施使得常平仓的粮食储备得到了保障。然而，随着捐监制度的普及，关于捐赠粮食的形式、地点以及捐献接受方的争议不断增多，陈宏谋也成为了这些争议的核心人物。

捐监制度的法定程序是捐监者以现金上交到北京的户部，然后由中央政府决定粮食的需求，之后各省将按照比例获得资金用于购买常平仓的粮食。然而，在1737年底，乾隆皇帝采纳了安徽巡抚孙国玺的建议，允许陕西省的捐监者直接纳捐，无需经过北京。次年，乾隆帝进一步推广这一政策，鼓励其他省份采取类似做法。随着这个政策的推行，捐监者可以选择在北京、当地或其他省份进行捐赠，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尤其在江西省面临粮食危机时，许多捐监者选择将粮食运往北京或其他省份，如甘肃，用现金购买监生身份，而非直接捐赠粮食。对此，陈宏谋采取了措施，既降低当地的捐监价格，又力图消除各省之间的竞争。1742年秋末，他再次请求朝廷暂停捐监，以避免对江西及其他灾区的粮食供应造成影响。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在六个月后禁止了跨省捐监。 然而，乾隆皇帝对捐监制度的有效性产生了疑虑，认为这种制度可能阻碍了粮食的市场流通，反而不利于缓解饥荒。因此，1743年初，乾隆皇帝下令禁止捐监。陈宏谋对此感到焦虑，因为江西急需增加粮食储备。他通过上奏请求，获得了短期豁免，使得江西省成为唯一允许捐监的地方。豁免期结束后，在两江总督尹继善的支持下，他再次争取到了一年的豁免。 陈宏谋作为新儒家的代表，坚守着两方面的原则：一方面他全力维护政府的粮仓储备，另一方面，他也支持通过捐监制度将财富转化为社会地位。这种制度在他眼中，既是粮食储备的有效手段，也是一种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方式。尽管乾隆皇帝对捐监制度提出质疑，但陈宏谋仍然认为，这种方法对缓解地区性粮食短缺有着积极的作用。 不过，随着捐监问题不断暴露出弊端，一些不良捐监者开始滥用权力，迫使百姓承受更大的负担。陈宏谋并没有通过削减捐监名额来解决问题，而是选择亲自调查，清除那些不法分子。尽管如此，随着不良行为的增多和捐监价格的攀升，乾隆皇帝最终在1749年对这一制度进行了严格限制，并在1766年彻底废除了捐监制度。废止后的几年里，西北地区的甘肃爆发了严重的社会丑闻，也验证了乾隆皇帝对这一制度的担忧。 尽管如此，陈宏谋始终未放弃对捐监制度的支持。直至18世纪50年代，他仍持续向朝廷上书，试图在迫切需要的地方通过出售更多职位来充实粮食储备。在他看来，捐监制度是一种既能帮助地方政府管理资源，也能促进社会流动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