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秀英1910年出生在江西瑞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那时候清朝刚倒，老百姓日子还是苦得要命。六岁那年，家里实在过不下去，就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从此小小年纪就得干重活，挑水砍柴洗衣做饭，挨打挨骂是常事，一过就是十几年。那种日子，很多人一辈子就这么认了，可她没认。

1930年秋天，红军到了瑞金，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老财抓起来分了粮食。危秀英听说后，瞒着婆家跑出去找红军，要求参加革命。那年她20岁，从此人生彻底变了样。红军里没人欺负她，大家叫同志，教她识字，还让她做宣传工作。不两年她就入了党，成了干部休养连，后来又到卫生部干部连。

长征开始后，30多个女红军跟着大部队走，危秀英是其中一个。她个子矮，只有不到一米五，从小干活练出一身力气，领导都叫她“矮子”，毛泽东朱德见到她也这么亲切地喊。卫生连本来是做宣传、管民工的，可实际情况哪有那么多民工可用，抬担架背伤员的事，最后大多落到这些女同志头上。危秀英从来不挑，伤员重她就背，路远她就抬，从不掉队。

1935年部队进入贵州，敌人追得紧，战斗天天有，伤员特别多。有一次部队打完仗后收拢队伍，危秀英在路边发现一个年轻战士发高烧，烧得站不起来，神志都不清了。这个战士就是廖志高，当时二十出头，已经快不行了。危秀英把他背起来，硬是翻过两座山，把人送到宿营地，廖志高这才捡回一条命。事后廖志高一直记着这件事，可当时部队转移快，两人很快就分散到不同单位，再没联系。

整个长征，危秀英救的人远远不止廖志高一个。她抬担架次数最多，背伤员最多，过雪山草地时粮食都没了，她把野菜汤都留给伤员，自己啃树皮。有人中毒她就想办法催吐，有人掉队她就回去找，美国记者采访过她，把她写进书里，说她是长征路上救人最多的女红军。这些事她自己从来不提，别人问她就说这是应该的。

1958年，危秀英到北京开会，顺便去看老大姐蔡畅。在蔡畅家，她碰上了廖志高。那时候廖志高已经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了。他一眼认出她，特别激动，说长征路上要不是她，自己早倒在贵州的山沟里了。危秀英救人太多，反而把这件事给忘了，只记得好像有过那么一回。她还是那句话：谁碰上了都得救，这是份内事。廖志高后来多次写信到江西省妇联，嘱咐一定要照顾好她，可她自己从来不提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危秀英一直在江西省妇联工作，从省里到基层，跑乡村做妇女工作，几十年没变过。她不爱讲自己的长征经历，别人问起也只是淡淡说几句，最多说说当年那些被她救过的战士后来寄信来报平安，她听着高兴。领导几次想给她提高待遇，她都推辞，说自己够用了，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晚年她住在南昌普通居民楼里，屋里最值钱的就是一摞发黄的信，都是当年长征路上被她背过的战士写来的。2004年她94岁去世，走的时候床头还放着1958年和廖志高在北京的合影。照片背面廖志高亲笔写着：此生不忘，长征路上你背我一程，我记你一辈子。

其实这件事最打动人的，不是什么省委书记多大的官，而是那种在最苦的时候，人和人之间最干净的托付。你救我一命，我记你一辈子，可救人的人自己却早忘了。这才是长征精神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喊口号，是实实在在做出来，做到骨子里。危秀英一辈子就这么低调地过了，可她做的事，比多少大人物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