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抗日期间的大汉奸，汪精卫的名字始终萦绕耳畔，但有一个汉奸甚至比汪精卫还可恨。

如果不是他，日本人恐怕连中国大门都进不了，这个汉奸就是黄浚，黄浚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说他比汪精卫还可恨？

汉奸黄浚

黄浚，1891年生于福建福州一个书香门第，其父黄彦鸿曾是清翰林学士，家学渊源深厚。

他自幼聪慧过人，4岁识字，7岁能诗，有“神童”之誉，其师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称赞他：“秋岳年幼勤学，为研体文，出语惊其长老”。

少年时期，黄浚随外祖父潜心向学，于书卷翰墨间结识了同乡陈宝琛、严复等贤达之士，他才情出众，深得梁启超赏识，于学问之道初绽光芒。

1902年，他负笈北上，于京师译学馆求学，民国初期，黄浚东渡日本留学，在此期间，与当地人士多有往还，缔结诸多情谊。

归国之后，黄浚于北洋政府谋职，梁启超执掌财长之位时，聘其为秘书，待北洋政府倾覆，他经由同乡林森引荐，得以进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

他博采中国古典文化之精华，深谙三门外语，于语言之境游刃有余，又投身中国古玩研究，独具慧眼，于斑驳古物中洞察历史幽微，尽显非凡才识。

1937年7月28日，卢沟桥事变后三周，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庐主持了一次最高国防会议。

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策略，趁日军主力集中于华北之时，率先歼灭其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

会议当即决议，于长江下游江面最狭处的江阴水域开展封锁行动，先于江中沉船以阻塞航道，再借助海军舰艇与两岸炮火之力，果断截断长江航路。

此计划旨在围歼盘踞于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等地的日军，欲将70艘日军舰船及6000余名日海军陆战队一网打尽，予以毁灭性打击。

这项决策属最高国防机密，除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何应钦以及少数国防委员外，只有担任会议记录的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知情。

然而，就在蒋介石的命令还未下达到有关部队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宜昌、汉口、九江、南京等长江各口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突然沿江顺流而下，向长江下游逃跑，有的甚至冲过了江阴要塞。

蒋介石得知情报后震怒不已，1937年8月13日晚，他打电话给驻军扬州的空军第五大队，命令他们14日凌晨起飞追击日本向黄浦江方向逃跑的舰船。

空军按命令执行了，但为时已晚，除俘获少数日本商船外，其他日本舰船均已逃入黄浦江中，江阴封江计划泄密后，国民政府内部接连发生蹊跷事件。

更“诡异的是”1937年8月16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前往南翔前线视察，刚出司令部就遭敌机袭击，一路上多次被轰炸，险象环生。

8月24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由南翔司令部去最前线的地区视察，汽车刚开出司令部，就遭日机扫射轰炸。

8月26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的汽车在沪宁公路上遭日本飞机追逐袭击，汽车被炸翻，大使重伤，而蒋介石原本计划搭乘这辆汽车去上海，因临时变卦而侥幸躲过一劫。

连续发生的泄密事件让蒋介石意识到，日本间谍已经打入了国民政府中枢部门，他密令宪兵队总司令谷正伦秘密调查内部，限期破案。

破案小组经细致分析，对数次最高军事会议与会人员层层筛选，锁定黄浚嫌疑极大，此人平日生活放浪形骸，与日本人多有勾连，尤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过从甚密。

调查人员发现，黄浚的司机经常到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咖啡店去喝咖啡，他每次进店后，就将自己的礼帽挂在衣帽间的衣架上。

几乎与他同步，一位日本人踏入店中，点了咖啡，随后，他将一顶和小王别无二致的礼帽，挂在了小王所挂礼帽的同一衣架之上。

那位日本人饮罢咖啡，率先离店，竟错戴小王的礼帽，大摇大摆地走了，随后，小王咖啡喝毕，也戴上日本人的礼帽，从容离去。

礼帽传情报的方式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而黄浚集团的重要情报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日本特务机关。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浮出水面，黄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上学时，是时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的同班同学，这个所谓领事，实际上是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日本间谍头子。

黄浚间谍集团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南造云子，这个出生于上海的日本女间谍，娇俏动人，能歌善舞，是日本间谍界与川岛芳子齐名的王牌间谍，号称“帝国之花”。

于南京逗留之际，南造云子化名为廖雅权，化身汤山温泉招待所的一名服务员，悄然潜藏于此，妄图在不为人知中达成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黄浚很快被南造云子征服，随时听从调遣，他不仅自己为日本服务，还将儿子黄晟拉下水。

1937年夏，黄晟从日本留学回国后，黄浚通过各种关系，将黄晟安排在外交部工作，父子俩共同为日本间谍机关服务。

掌握足够证据后，侦破小组设下一计，他们伪造了一封须磨给黄浚的信，指示黄浚在次日晚11时，约齐所有“有功人员”在黄公馆聚会，届时须磨亲自到场颁发巨额奖金。

假信通过礼帽传递渠道顺利送到黄浚手中。黄浚信以为真，如期召集同谋在自己公馆聚会。

当晚，当黄浚集团成员全部到齐后，前来“发奖”的不是须磨，而是大批武装特工人员，黄浚间谍集团成员被一网打尽。

经审判，黄浚父子对汉奸行为供认不讳，1937年8月26日，黄氏父子同被处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黄浚在文学艺术领域有着非凡的才华，他不仅是政府高官，还是梅兰芳身边的文士之一。

彼时，京剧各名角身旁皆汇聚一众文人名士，为其编戏、改戏、运筹谋划，于环绕梅兰芳的文人核心群体里，黄秋岳（黄浚）便是其中一员。

在梅兰芳演出《霸王别姬》时，黄浚把那段历史给他讲透了，虞姬的性格也就悟出来了，演起来才得心应手。

他曾先后出任北平《国维报》《星报》《社会日报》《京报》、《庸言》杂志、《新申报》及《时事新报》之主笔，以笔力为各报增添思想光彩。

黄浚所著《花随人圣盦摭忆》一书，颇具价值，后来，史学大家陈寅恪对其赞誉有加，称此书“实为上品”，足见其书之不凡。

黄浚的双重人格令人惊叹：一方面是学贯中西的才子，另一方面却是贪图享乐的纨绔子弟。

他生活喜奢侈，好舞姬，时常出入青楼酒肆，颇有中国古代纨绔子弟的习气，正是这种生活作风，使他成为日本间谍的目标，无法抵挡金钱诱惑。

黄浚被处决后，南造云子被判无期徒刑，但她在南京沦陷时乘乱逃脱，潜往上海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1942年4月，那恶名昭著的“帝国之花”于上海霞飞路，被军统特工果断击毙，随着枪声响起，她罪恶的一生就此戛然而止，为其累累恶行画上了句号。

黄浚案已过去八十多年，但他的故事仍在警醒后人：才华若没有气节支撑，反而会成为通往毁灭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