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在黄初元年（220年）和刘备在章武元年（221年）先后称帝，北方和西南的政权都已建立。面对这种情况，孙权面临着一个难题：他应该选择归顺魏国或蜀汉，还是自己建立政权呢？这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时代赋予孙权的重要历史决策。曹魏政权通过儒家的让贤之道实现了汉魏政权的和平过渡，成为中原的统治者；而蜀汉政权的刘备则通过自身的皇室血统，自认为是汉朝的继承者。无论是代汉还是继汉，这两种政权都有正当性，因此孙权的选择将深刻影响未来的历史走向。

孙吴政权的建立，有其独特的法统背景和发展过程。一个政权的建立离不开正当性，也就是所谓的法统，这指的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来源。蜀汉和魏国的法统依据很明确，蜀汉以刘备为汉朝继承者，魏国则通过儒家让贤的方式合法化其统治。那孙吴政权的法统依据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几个阶段来分析。

首先，孙坚去世后，孙策继续听从袁术的指挥，直到兴平二年（195年）渡江进攻，几年后与袁术断绝关系，张皋撰写《为孙会稽责袁术僭号书》对袁术进行批判。这个时期，孙策所在的孙氏集团从一个非法的军事组织，转变成了正式的汉政权的一部分。孙策平定江东六郡，成为汉朝的功臣，并多次向汉朝进贡。在此期间，孙策被任命为讨逆将军、会稽太守，爵位为吴侯。孙权继承了父兄事业，担任过多种军事职务，逐步扩展了自己的权力基础。

接着，孙权向魏国称藩，正式成为魏属的王国，标志着孙吴政权的第二次质变。孙权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称吴王，并在次年向魏称臣，成为魏国的藩属，虽然在形式上脱离了魏国，但依然保留王国的体制，并未完全融入魏国。吴国一直保持独立，继续掌控江东地区，尽管脱魏后的法理依据有所不足，但《三国志》中多次提到吴王孙权，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建康实录》中的记载，许嵩对孙吴与魏国的关系做了更为特殊的处理，他延续了建安年号至223年，并且将孙权登基为吴王的过程叙述为群臣劝进，而非魏国的授封。这可能反映了许嵩希望强调吴国在历史中的正统地位，而不是魏国的直接控制。这一修改可能有意宣扬孙吴的合法性与西晋政权的联系。

在第三阶段，孙权在黄龙元年（229年）自立为皇，正式从吴王转为帝王，标志着吴国从一个独立的王国转变为一个帝国。这是孙吴政权的第三次质变，它确立了江东地区的政治霸权，并将自己的政权转化为一个统一的帝国体制。

关于皇权的合法性，孙权的自我宣扬依赖于当时广为流传的五德终始理论，它起源于先秦，成型于汉代，是用于解释王朝更替的理论。曹魏通过五德的更替解释其合法性，蜀汉以恢复汉室为名义，而孙权则面临如何结合这一理论的问题。虽然他以黄武、黄龙为年号，似乎自认是土德之君，但他很难按照五德相生的次序来解释吴国与汉朝的关系。孙权甚至通过符瑞和符瑞年号来宣扬自己的正统性，表明自己继承了汉朝的政治传统。

此外，孙权在即位时发布的《告天文书》也起到了宣扬皇权合法性的作用。这篇文书中，孙权否定了曹魏禅让的皇权继承方式，并强调自己作为汉臣驱除群雄的功劳，进而宣告了天命已经转移到吴国。通过这样的方式，孙权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皇帝地位，还为其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之，经过多年的筹备和艰难的政治酝酿，孙权终于在黄龙元年（229年）登基称帝。孙氏政权的变迁反映了东汉政治的分裂，同时也标志着江东政权在集体智慧的推动下，成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