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傅作义接任了北平行辕副主任以及华北剿总总司令的职务。这个新的职位对他来说，显得有些陌生和不适应。紧接着，在1948年2月，卫立煌从国外归国，带着新婚妻子一起勉强接受了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的职务。傅作义和卫立煌同时担任两职，这让不少人感到疑惑。因为他们担任的职位是“副职”，这使得一些人自然认为，既然他们在行辕里是副职，那么“行辕”的级别和权力必定高于“剿总”。但实际上，这样的推测显得有些片面。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首先得明确一点：当傅作义和卫立煌担任这些职务时，北平行辕和东北行辕的“正职”仍然是李宗仁和陈诚两位军方重臣。李宗仁当时是陆军一级上将，负责北平行辕；陈诚同样是陆军一级上将，掌管东北行辕。无论从军衔还是职务级别来看，傅作义和卫立煌都比他们稍逊一筹，担任副职也并不奇怪。

不过，有些细节值得注意。北平行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作为一个影响力并不大的机构，傅作义只需要保持一定的表面尊重即可。而东北行辕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陈诚因为在东北战场的失败，早已躲到了上海的陆军医院中，虽然名义上没有辞去职务，但实际上已经无法再行使职权。卫立煌因此趁机掌控了东北的军政大权，拥有了实质性的决策权。

那么，行辕与后来设立的“剿总”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行辕这个名称并没有改变其核心职能。它只是从“行营”这个词演变而来，改了个名字，但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剿总”则是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做出的重大决策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对军队的指挥和战斗部署。那么，究竟是“行辕”更重要，还是“剿总”更关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国民政府的组织架构、军队指挥体系以及蒋介石的战略变化等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是“行营”到“行辕”的名称变化。1932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恢复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尽管拥有军权，但在党权和政权上并不稳固。为了避免与党内其他势力的冲突，蒋介石将国民政府主席职务让给了林森，自己则担任了一个没有实权的虚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方便指挥作战，常常带着自己的幕僚到外地部署战斗，于是便设立了“行营”这一名称。

“行营”实际上是“军事委员会某地行营”的缩写，意味着蒋介石在外地设立的军事指挥中心。最早的“南昌行营”是为了应对闽赣苏区的战斗而设立的。随着战局的变化，蒋介石还设立了武汉、重庆、天水等多个行营。抗战爆发后，行营的数量急剧增加，职权范围也不断扩大。然而，这些行营的负责人，权力的大小与蒋介石的信任程度直接相关。

1943年，林森去世，蒋介石顺势恢复了所有职务，并重新审视了行营的名称。为了适应战后国内的政治格局，他决定将“行营”更名为“行辕”及“绥靖公署”，但实质上只是换了个名字，权力和职能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战场压力，蒋介石意识到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不足。原有的“行辕”虽然有高级领导，但在实际作战中，指挥权力分散，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无法形成协同作战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决定实施“总体战”战略，采取更为集中的军事指挥模式。

因此，从1947年底开始，蒋介石在各个战区设立了“剿匪总司令部”，这些新的机构将军队与地方政权紧密结合，形成了“剿总”这一新的军事指挥体系。“剿总”的核心目的是增强军事化管理，权力更为集中，指挥也更加一体化。

以东北剿总为例，尽管熊式辉是东北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在“行营”时期，东北的军事指挥实际上由杜聿明掌控。而在“剿总”体制下，杜聿明拥有了更大的指挥自主权，熊式辉的实际权力被大幅削弱。类似地，在北平行辕下，李宗仁虽然是“行辕”主任，但他几乎无法调动各路部队，真正的指挥权几乎完全掌握在傅作义手中。

到了1948年，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的大胜，原有的“剿总”体系逐渐崩溃。尤其是在华北、东北和徐州战场，傅作义和卫立煌分别遭遇惨败，损失惨重。这场惨败导致蒋介石不得不宣布第三次下野，而“华中剿总”虽然名义上更名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但实际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原有的“剿总”体系几乎全军覆没，包括东北、华北和徐州剿总的消失，标志着国民政府控制力的彻底瓦解。曾经相对稳固的华南、华中战场也在解放军的进攻下逐步崩溃。最终，蒋介石在彻底失败后被迫交出政权，国民党政府再也无法恢复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