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尚书》为例,全书共分为四篇,分别为虞书(包括尧典、舜典)、夏书、商书和周书。因此,按照这些记载,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虞朝,距今已有超过4100年,而不是《史记》中提到的禹夏。除了《尚书》之外,先秦时期的许多文献也多次提到虞、夏、商、周并列的历史记载,比如《国语》中提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这些都表明,虞朝才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尽管如此,《史记》没有提及虞朝,而近现代西方学者也普遍否定夏朝的存在,认为《尚书》对虞夏的记载缺乏可信度。那么,虞朝到底存不存在呢?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证明了虞朝确实存在。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山西临汾襄汾地区发现了陶寺遗址,该遗址距今已有4300到3900年之久。陶寺遗址被普遍认为是尧都平阳和最早的中国,它是一个礼乐制度相当完备的王权都城,毫无争议地表明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早期王朝。但近些年来,考古学者的发现揭示了比夏朝更早的王朝迹象。 首先,在山西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绛县等地,考古人员发现了75处类似陶寺的遗址,其中大多数遗址的面积超过了10万平方米,而陶寺遗址的面积更是达到了300万平方米,毫无疑问,陶寺遗址是一座规模庞大的都城。这表明陶寺王朝的统治范围非常广泛,涵盖了多个城市和区域。 其次,考古学者还发现了一个名为周庄遗址的地方,位于临汾侯马市到陶寺遗址的途中。该遗址虽然只有千平米,但在垃圾坑中出土了大量的做饭器具。学者推测,周庄遗址应当是一个驿站,用于迎接流动人口,常住人口较少。因此,周庄遗址可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驿站,这一发现表明陶寺王朝不仅已建立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频繁。 第三,考古人员还在陶寺遗址周围的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了多个大规模的遗址群。最重要的是,这些遗址的规划极为明确,其中周家庄遗址的主体聚落达到了300万平方米。这些大型遗址的出现并非逐渐壮大,而是一开始就具有了超大规模的中心聚落,这与周礼记载中的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相吻合。由此可见,陶寺王朝的核心区域拥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周边部落或诸侯国也必然会臣服于它。 更为重要的是,在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一把圭尺,证明了当时已经有了中国这个概念。2002年,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王族墓地发现了一把木胎漆绘圭尺,这把圭尺的第11格刻度特别突出,长度接近1.6尺,这符合古代中国对地中的定义,表明陶寺王朝已经意识到自己身处地之中央,并形成了中央之国的概念。因此,陶寺遗址及其出土的文物证据,表明陶寺王权可能就是虞朝。既然陶寺遗址已经证明了中央之国的存在,那么它所控制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陶寺及其周围的遗址群,还可能向外扩展,形成一个持续数百年的以陶寺为核心的王朝。结合史书记载,陶寺王朝极有可能就是历史上的虞朝。 然而,对于这一话题,还有三点需要进一步讨论。首先,陶寺遗址展现的王朝是否就是史书中的虞朝,目前尚无确凿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夏朝并非中国第一个王朝。其次,陶寺遗址晚期发生了重大变故,政权被外来势力推翻,这一时期恰好是帝舜与夏禹交替的时代,政局动荡不安。最后,尽管陶寺遗址仍然存在许多未解之谜,但它的发现与《尚书》中的记载不谋而合,因此西方学者对《尚书》与尧舜禹夏历史的否定显然过于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