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减刑释放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当时他正被关押在南京监狱。这一决定不仅是为了应对外界的强烈反应，也反映了国民党当时面临的复杂局面。

陈独秀出狱后，处境十分艰难。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他过得非常清苦。虽然不断有来自国民党方面的中间人前来劝说，试图通过承诺给他权力和资源来吸引他重新加入国民党，但陈独秀始终没有动心。在那个艰难的时刻，他不再渴望权力和财富。

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选择离开繁华的城市，搬到了四川江津郊外的鹤山坪，过起了简朴的隐居生活。在这里，他不再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是专心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化，尤其对“学术”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专注于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等学术研究。

由于经济困窘，他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亲友和儿子陈松年的资助，偶尔写些文章赚点稿费来维持生计。

某天，白沙镇的国立编译馆派人来拜访陈独秀，提出希望他能编写《小学识字教本》，并提前支付了2万元的稿费。对于陈独秀来说，这笔钱无疑是雪中送炭。在那个物价飞涨、民生困苦的时代，这笔钱让陈独秀如释重负。

当时，物价急剧上涨，尤其是米价。1939年上半年，一斗米的价格约为3元，而到1940年10月，米价已飙升至30元以上，12月更是突破70元。这种巨大的物价上涨，让普通家庭的生活压力无法承受。而陈独秀夫妇和仆人住在鹤山坪时，月开销大约为200元，而若生活在江津县城，则需要300元。对于陈独秀来说，国立编译馆给的2万元就像一笔意外的财富，极大缓解了他长期的经济困境。

终于，陈独秀可以暂时放下对生计的忧虑，心情也轻松了许多。他向来访的江津知名士绅邓燮康说道：“孔子曾说，‘耕者，馁在其中矣；学者，禄在其中矣。’这话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像我这样的人，懂得‘谋道不谋食’，只要我写本书，便不愁吃穿了！”

邓燮康听后也附和道：“是的，是的，只要先生身体健康，生活绝不会有问题。”

作为民国时期的学者，陈独秀写书自然是游刃有余的。很快，《小学识字教本》便完成了，陈独秀自信这本书写得非常好。

国立编译馆的馆长读后也表示赞赏，但根据规定，书稿必须经过教育部的审查才能出版。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负责审查这本书。得知是陈独秀所写，陈立夫心中疑虑重重，认为这位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可能会在书中隐藏政治含义，因此决定亲自审查。

陈立夫仔细阅读书稿后，发现书中充满了大量学术内容，如《中国古代汉语有复声母说》、《广韵东冬钟汇中之古韵考》、《中国古史表》、《老子考略》、《禹治九河考》、《荀子韵表考释》和《实庵字说》等。这些内容虽然学术性强、文辞优雅，但并未暴露出任何政治倾向。

然而，陈立夫仍心存疑虑，反复翻阅书稿后，他终于盯上了书名——《小学识字教本》。他皱了皱眉头，说：“这本书的内容看起来没有问题，但‘小学’这两个字可能会与我们现在的小学混淆，最好改掉。”

国立编译馆的负责人将陈立夫的意见反馈给了陈独秀，结果陈独秀非常生气。他毫不客气地反驳道：“陈立夫懂什么？‘小学’在古代指的是声音学、训诂学、说文考据的学科，这是学术界早已公认的用法。如果照陈立夫的意思改掉‘小学’二字，那整本书的主题和内容都会变得不伦不类，根本无法出版！一字也不能改！”

鉴于陈独秀的强硬态度，国立编译馆的负责人最终没有将书稿送去印刷，也没有要求陈独秀归还已经支付的2万元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