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上有不少人认为,大明的灭亡是因为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起义的推动,认为满清能顺利入关并最终定鼎中原,纯粹是捡了农民起义的漏,属于运气好。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若没有满清的崛起,李自成和张献忠根本无法登上历史的舞台。
首先,从时间线来看,努尔哈赤和他的满清实际上“遥遥领先”于农民起义。通常来说,明末的农民起义起点被认为是天启七年三月的陕北起义,而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则分别发生在崇祯二年冬季和崇祯三年春季。
而满清的崛起则远早于这些起义。如果从努尔哈赤开始谋划建立满清的那一年算起,已经是万历十一年,那时李自成和张献忠都还未出生。如果从努尔哈赤正式发布“七大恨”开始反明算起,那是万历四十六年,而那时李自成还在务农,张献忠则在延安府衙当捕快。
其次,从因果关系来说,满清实际上是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诱因之一。
努尔哈赤在万历四十六年攻占了抚顺、清河;在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之战中大败辽东的明军,随后占领了开原并消灭了女真叶赫部;天启元年,努尔哈赤攻占辽阳、沈阳,并吞并了河东地区;天启二年,又在广宁战役中大败明军,扩展了他的地盘。
对于这一系列明朝在辽东的失败,明廷往往有很多理由来推脱责任,但不能说农民起义拖累了大明,使其无法集中精力剿灭关外的满清。
为了组织大军征剿满清,明廷在万历四十六年加征了辽饷(临时赋税)。最初每亩地加征三厘五毫的银子,按理说辽饷税率并不高。根据明末的粮价,这笔税款折合大约不到半斤米。但我们需要考虑几个重要因素。
第一,辽饷的征收并不足够支撑军费。
辽饷加征的第一年,朝廷征得了240万两白银,但辽东的军费上报是300万两。更糟糕的是,第二年辽东上报的军费再次飙升至800万两,这主要是因为萨尔浒之战的消耗。
第二,地方实际征收时,辽饷往往被加倍。
由于各地的贪污腐败以及历史上的积欠,地方官员往往把新加的辽饷视为“肥肉”,而在征收时以各种方式加重税负。
第三,明末底层百姓的生活本已非常艰难。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下,普通百姓的生活原本就很困苦,而明末时期,底层百姓的负担已经到了极限。看似不高的辽饷,实际上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导致许多农户因无法支付赋税而放弃土地,成为流民。地方官员为完成征税任务,不得不加重对剩余农户的压榨,迫使更多人弃地。这种恶性循环不仅让流民数量迅速增加,也使社会秩序更加动荡,为大规模起义提供了温床。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满清的崛起,或者如果明朝能够早些平定关外的满清,明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可能根本不会爆发,或者至少不会以如此大的规模爆发。
从军事能力上来看,满清对大明的损害远超过了农民军的影响。
因为大明无法在辽东占据优势,只能加大对辽东的军事投入(增兵和大规模修建堡垒),这导致辽东的军费窟窿越来越大。入不敷出的明廷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缩减其他地区的军费投入以补辽东不足。
从天启时期开始,宁夏、甘肃、山西、陕西等地的明军就开始出现拖欠军饷的情况。“到天启五年三月底,户部累计欠宣、大、山西、延、宁、甘、固等地的军饷总额已达476万两”,而且随着崇祯登基,欠款金额持续攀升,到了崇祯年间,户部欠款已经高达960多万两。
由于无法支付军饷,许多普通士兵也开始逃亡,这不仅增加了流民的规模,还极大削弱了明军的战斗力。这也是为什么在天启七年后,西北地区的流民起义军蜂拥而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实际上是被满清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然而,农民起义爆发后,在一段时间内给明朝的压力并不算很大,因为农民军的战斗力相对较弱。
崇祯十四年之前,明军屡屡大胜起义军,甚至有几千明军追着数万起义军跑的战例。但为什么明朝始终不能彻底剿灭起义军呢?原因在于满清的支持。
崇祯六年,十几万起义军被包围在河南武安一带,形势看起来非常有利,但此时满清趁机入寇,崇祯不得不召回主力进行勤王。
崇祯九年,卢象升大败闯王高迎祥,起义军的精锐损失惨重,然而就在形势大好的时候,满清又入寇京畿,迫使崇祯将主力调回。而如果没有满清的干扰,明廷本有能力消灭农民起义军。
满清从皇太极起,采用了非常有效且恶毒的战略。
不少人认为,满清直到大明灭亡都未能攻克关宁防线,因此认为满清无法通过攻占山海关进入中原,但事实并非如此。
满清没有攻克关宁防线,是因为他们并不急于攻克。皇太极希望通过入关劫掠的方式,让大明在最小的损失下不断流血,同时壮大自己,因此不急于攻下坚固的关城。
然而,长城其实处处是漏洞,满清五次入关的劫掠对于大明是致命的打击。
这些劫掠不仅使得大明内部的农民起义军得到了支持,也导致明朝内部的秩序和生产持续遭到破坏,造成了国家国力的衰退。
例如,崇祯十一年,满清第四次入关,劫掠京畿和山东,不仅掠夺大量财物,还俘虏了大量人口和牲畜。
这些劫掠对明朝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极大削弱了明廷的军事应对能力。
通过这些劫掠,满清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而明朝则陷入了被动和不断消耗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