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厘清一个常见的误解：“燕云十六州的人心向大宋，日夜盼望王师北伐”。

这种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一厢情愿的历史叙事。但事实上，这种理解是片面且不完整的。

不是说燕云汉族人从未对宋抱有期待，而是说这种期待是脆弱且有条件的

——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意义，那么几百年前的认同与否，对于如今显然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但是，通过梳理这种认同的变迁，我们却可以理解一个政权的统治合法性究竟从何而来，以及民心向背如何被现实利益所塑造。

这是不是就有现实意义了？

在华夏历史上，燕云十六州自后晋石敬瑭割让后，脱离汉族人王朝统治近四百年。

在此期间，从北宋到南宋，恢复燕云一直是其核心政治目标之一。然而，目标是一回事，能力与效果是另一回事。

本文，我们就来回顾宋与燕云地区的恩怨纠葛，看看“认同”这面镜子，是如何被残酷的现实一次次击碎的。

首先要来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宋朝上下，会普遍抱有“燕人思汉”的迷思？

——这里的“思汉”，需要先厘清概念：

是指燕云地区的汉族人基于文化认同，心系并愿意效忠于作为“华夏正统”的赵宋王朝；而不是基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爱国情怀。

首先从意识形态上来考虑这件事。

“华夷之辨”大约是较符合宋代士大夫原教旨主义的政治正确。虽然在现实中，北伐屡战屡败，但这其实无关宏旨：

只要高举“恢复汉土”的旗帜，就足以让儒生们激动和兴奋——

身为现代人的你我，也不要鄙视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

这种对文化正统性的执着，是任何时代的常态。

你若是还不能感同身受，那么不妨想想如今网络上对于某些历史领土的激烈情绪，大概就能类比出那种感觉了。

所以，无论“燕人思汉”的信念有多么不现实，你都可以准确地意识到，宋代的政治精英，在追逐他们理想中的道统。

而除此之外，还有现实层面的考虑，这也是宋廷决策的重要原因——在这个层面，宋廷又起码有两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地缘安全。

燕云十六州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铁骑的天然屏障。失去它，北宋的核心统治区便门户大开，暴露在游牧民族的兵锋之下。

这种战略上的焦虑，贯穿了整个北宋一朝。因此，任何能将其收复的可能性，都会让宋朝统治者怦然心动。

其次是政治合法性。

一个未能完成统一，且皇位来源有些“不清不楚”（陈桥兵变）的王朝，迫切需要收复汉唐故土来证明自己的天命所归。

恢复燕云，是赵宋官家洗刷“积弱”之名，构建正统性的勋章。

我们如今所见到的宋词中“遗民泪尽胡尘里”的悲情，很大程度上是这种一厢情愿的文学投射。

但在当时宋人的认知里，很明显，燕云汉族人的心，是向着汴京的。

而如果以上只是用道统和安全来做逻辑推演，那么宋廷还有基于现实的第二层考虑：

军事上的潜在助力。

北宋初期，太宗赵光义北伐幽州时，确实有燕云汉族人充当向导，甚至协助作战。

辽朝末年，燕云汉族人也曾为宋金“海上之盟”穿针引线，提供情报。

在宋辽最后的幽州城巷战中，更有汉族人冒死拆除吊桥，希望宋军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这些事例，都强化了宋廷“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想象。决策者们将境外的汉族人视为潜在的第五纵队，认为一旦王师北上，他们必将云集响应。

然而，宋廷的想法虽好，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燕云十六州的人对宋朝可以说是仁至义尽。相反，倒是宋朝一次又一次把燕云十六州的人给卖了。

看过这些早期的积极表现以后，你是不是也觉得燕云民心可用，收复大业可期？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真正决定认同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文化血脉，而是切切实实的治理水平。

1123年，宋朝通过巨额的“赎买”从金人手中拿到燕京等空城后，其表现堪称“征服者”式的灾难。

宋朝派来的官员不是抚慰疮痍，而是刮地三尺。

他们纵兵劫掠，侵夺民田，甚至将盐价从辽国时的每百二十斤四百文，暴增至每斤二百八十文，导致“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

与此同时，宋朝官员却利用职权，让亲旧空手而来，在燕云赚到“钜万”家财。一边是土著易子而食，一边是宋官亲旧赌博时豪掷一二千缗。

一百多年的期盼，在一两年之间全部败光。

这才是燕云民心背离的根源。

当金军打回来时，燕云百姓的选择是：“金人已得燕，则盐法尽仍旧，常胜军屋业田土尽给前主，燕人归心焉。”

甚至，之前被北宋安置在河东的十多万燕云汉族人，因备受欺凌，主动逮捕宋将，打开城门，争当金军灭宋的带路党。

真要认可大送，怎么没人站出来和女真蛮子盘盘道呢？

而除了治理的失败，宋朝在战场上的表现，也寒了所有潜在合作者的心。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开禧北伐中的宿州之战。

活跃在金地的汉族人武装“忠义军”前来助战，悍不畏死地攻城，眼看宿州将破。

此时，宋军将领想的不是协同破敌，而是：“MD，破城的功劳要被忠义军抢去了！”于是，宋军将士纷纷将箭射向了正在攀爬城墙的忠义军后背。

幸存的忠义军非常失望，当场脱离战场。而宋军也未能攻下宿州，兵败如山倒。主帅郭倬为了乞和，更是将勇将田俊迈绑起来送给了金军。

一个很大的群体，从来不会是铁板一块。

在王朝末年，士人对于“燕人思汉”的执念，更多是因为此时的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神话来支撑北伐的合法性——

这是当时的人们不愿意承认的现实，由此必然产生认知的扭曲。

上百年来，关于燕云民心向背的争论，固然有我们习惯上理解的华夷之辨，但更大程度上，其实还是一个统治合法性与现实利益之间该如何匹配的问题。

宋朝的北伐，抛开道义的外衣，核心是王朝安全与正统性需求。

而燕云民心的背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华夏历史上一个朴素的真理：

老百姓对谁征税无所谓，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能活下去。谁让他们活不下去，谁就是寇仇；谁让他们活得更好，他们就认可谁。

《金史》中金世宗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

马扩的观察更为直接：“燕云汉族人随事俯仰，契丹至则顺契丹，夏国至则顺夏国，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谓“失之于政”“失之于制”的分野，用在这里同样合适：宋朝的问题，不在于其目标是错的，而在于其“政”是烂的。

它既没有能力在战场上取胜，又无智慧在治理上收心。

上天没有制造一种一定忠诚的民心放在那里让王朝领取，而只会在统治者的实际作为后给出相应的分数。

最后再说回那个被寄予厚望的辽国降将郭药师。他和他麾下的常胜军，本是宋朝花重金留住的核心战力。

然而，在宋金战争爆发后，这位被期待成为“吴三桂”的人物，在力战不支后选择了降金。

跟那些在金军到来前就望风而逃的宋军相比，郭药师甚至算得上“尽力”了。

跟当时的其他燕云汉族人相比，郭药师已经算是大宋忠臣了。

很多时候，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正统叙事，最后都会在治理的无能和利益的算计面前，悄悄失效。

古今皆然。

番外

我们的说书时间

在正文中，我们一直讨论的是燕云汉族人的认同，但实际上，这种认同的变迁，在北方士大夫阶级中体现得更为深刻。

金朝统治下，北方的知识分子并不自视为“蛮.夷”，反而发展出了自成一体的“中华”认同。

金朝大儒赵秉文被称为“儒之正理之主”，他充分肯定北宋理学，认为“独周、程夫子，绍千古之绝学”。

王若虚则提出统一华夏要讲“曲直之理”，并赞许司马光对传统正闰观的批评，“正闰之说，吾从司马公”。

也就是说，对于北方的读书人而言，金朝才是当时的中华正统，而南宋不过是“南蛮”。

文化正统的诠释权，已经随着实际统治和科举入仕的途径，转移到了北方。

结果，在元朝修史时，面对谁才是正统的难题，争执不下的结果是搁置争议，《辽史》、《金史》、《宋史》三史并修，皆被列入正史。

这无疑宣告了：在那个时代，认同是多元的，且基于现实的统治与文化建设。

所谓的“燕云十六州人认可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贯穿两宋，却从未真正实现过的、一厢情愿的迷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