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顺治皇帝临终前，他作出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他选择了四位亲信大臣来辅佐年轻的皇帝，并在遗诏中明确指定了这四位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作为辅政大臣。此举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年轻皇帝能够顺利继位，并保障国家政务的稳定。这一决策反映了顺治帝对满洲贵族权力过大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深刻忧虑，同时也与之前的摄政制度存在本质的区别。

首先，这四位大臣并不是满洲贵族成员，而是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人选。这种安排的核心目的是在各个族群之间达到一种权力平衡，避免某一族群控制整个政权。虽然这四人并非爱新觉罗氏的血脉，但他们都曾是经历过许多战功的重臣，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对国家的忠诚。与以往的摄政制度相比，这一做法有着显著的区别，因为摄政王通常是皇室宗室成员，容易出现侵犯皇权、谋取个人私利的情况。

其次，顺治帝之所以选择大臣辅政，和他曾被多尔衮所欺压的经历密切相关。这一经历让顺治帝深刻感受到权力过度集中在摄政王手中的危险，他不希望再让权力过于集中在皇室内阁，而是希望通过四位大臣协商一致来共同管理国家政务。这种做法体现了顺治帝对满洲贵族之间权谋斗争和暗中勾结的不满与警惕。

再者，大臣辅政与摄政之间有着明显的职权差异。摄政王是代替君主行使国家大权，而辅政大臣则只是协助幼帝处理政务，辅助决策。这四位大臣并未获取皇权，他们的职务更多的是通过与太后及幼帝的合作与协商，共同参与政务的决策。通过这种权力分散和互相制衡的安排，可以有效避免某一方权力的滥用和私心的膨胀。

此外，这四位大臣不仅是臣子，他们还属于上三旗的成员，这意味着他们与太后和皇帝之间，不仅是君臣关系，还有着旗主与旗员之间的复杂隶属关系。这种双重身份的复杂性，使得四位大臣在处理政务时必须小心谨慎，不敢轻易作出决定。相比于摄政王，他们更重视对皇帝的忠诚以及对整个朝廷利益的维护，这也有效防止了个人权力过度膨胀的风险。

然而，尽管这四位大臣在辅政期间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如整顿内官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等，力图防止宦官干政，但这些措施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虽然四位大臣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战功，但他们在文化素养方面较为薄弱，这导致他们在处理国家大局时，往往难以做出最佳的决策。同时，由于四大臣的特殊身份，他们过于关注和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忽视了国家和皇帝的长远利益，缺乏更为全局的视野。

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大臣辅政的时期并不长久。毕竟，他们的身份和背景更接近武人，这使得他们很难适应社会的深刻变革和文化发展的需求。政治和文化上的局限性，使得四大臣只能充当王朝历史中的过渡人物。尽管四大臣辅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满洲贵族权力过大的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暴露出了许多短板。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调整，体现了时代的变革和对治理模式的不断探索，也为后来的政治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