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荣耀》一剧，让很多人对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有了了解，实际上，吴石将军的被害，只是当时蒋介石大肆杀戮的冰山一角，由于解放军连战连捷、高歌猛进，就让溃败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极为恐慌，为稳固自身地位，其在岛内展开了全面戒严，采取突击审查、联保连坐等措施，制造了无数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的惨案。

这些惨案的对象，不仅是地下党，同时也不乏有国民党军政高官，总之当时蒋氏的政策就是只要发现有“通共”嫌疑者，基本不会有手下留情的可能。

而仅在吴石将军牺牲前后，包括他在内，就有多达9位国民党中将遇害。

吴石将军的遇害过程很多人都比较熟悉了，需要说明的是，在很多相关文章里，都将吴石将军介绍为我党党员，但实际上吴石将军并不是，包括他所在的情报组成员，也都不是我党党员。

吴石将军这条线，核心成员主要有吴石、陈宝仓、聂曦、王正钧、林志森，这几人中，吴石将军是三民主义联合会成员，而陈宝仓则是民革成员，另外像聂曦、王正钧以及林志森，这三人都是吴石将军的同乡，也就是福州子弟，是以吴石将军的副官、作战参谋等身份，来秘密协助吴石将军行动的。

但即便如此，在1947年吴石将军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后，仍冒着危险传递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就评价过，“我们过江前有刘斐，过江后有吴石”，足以说明吴石将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赴台之后，吴石将军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原本他这条线与蔡孝乾所在的地下工委并无直接联系，所以按照常理来说，即便是蔡孝乾叛变，也不太可能会影响到吴石将军的，但事情坏就坏在蔡孝乾通过朱枫请吴石帮忙办理其妻妹的离台通行证。

正是这张通行证，让保密局特务顺藤摸瓜找到了经办人聂曦，最终又查到了吴石的头上。

紧接着，朱枫被蔡孝乾出卖，而特务们通过追查她乘坐军机一事，又把线索指向了吴石，最终就造成吴石将军被捕，并于1950年6月10日遭到杀害。

吴石将军就义时，为国民党中将，而与他同一天遇害的另一位中将，则是陈宝仓将军。

陈宝仓将军是河北遵化人，早期时曾在晋军任职，进入中央军后，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在宣城战役中，陈宝仓将军身先士卒勇猛杀敌，导致右眼被敌机炸，但不等眼伤痊愈，他又带兵参加了德安战役（即万家岭大捷），并在此战中击毙日军联队长田中大佐，为武汉会战争取了宝贵时间。

而陈宝仓将军能在后来成为吴石将军情报组的核心成员，最早要追溯到抗战爆发之初，当时他所在的兵团政治部有好几个我党党员，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陈宝仓将军的立场开始转变，到解放战争时期，陈宝仓将军还经常用“遗失物资给养”的方式，来暗中支持解放军，为此曾被人告发，导致他一度被老蒋免职。

1948年初，陈宝仓将军密会了我地下党干部，由此正式加入革命阵营，之后在吴石将军好友吴仲禧的联络下，与吴石将军建立了情报关系，成为吴石情报组的核心成员之一。

而陈宝仓将军之所以会暴露，主要是因为一份由他手书的情报底稿被特务在吴石将军处搜出，在被逮捕后，陈宝仓将军受尽酷刑折磨，一度被特务抬回牢房，但他始终坚称这只是正常的职务行为，并未吐露任何相关信息。

1950年6月10日，陈宝仓将军遇害。

同样是在当年6月，还有一位国民党中将在台湾新竹遭到杀害，此人便是曾成功刺杀唐昭仪的周伟龙。

周伟龙毕业于黄埔四期，曾是军统“十人团”之一，能在军统中有如此重要地位，与戴笠有直接关系。

1927年，戴笠奉老蒋密令前去策反唐生智部队，结果出师不利，刚到汉口就被唐生智的宪兵队抓了个正着，而当时的周伟龙就在唐生智麾下任职。

被抓之后，戴笠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自己黄埔四期的同学，也就是周伟龙，在他一番劝说后，居然策反了周伟龙，最终周伟龙不仅放了戴笠，还弃官辞职跟着戴笠去了南京，正因如此，两人结为生死之交。

周伟龙最引以为傲的成就，就是在指挥刺杀唐昭仪一事，当时日军几番拉拢唐昭仪，导致到处盛传他有投日倾向，因此戴笠就安排周伟龙负责将其刺杀，周伟龙利用唐昭仪喜爱古玩这个特点，最终安排手下将其刺杀于家中。

到了戴笠出事后，周伟龙生失去靠山，再加上国军在战场上屡战屡败，自然就让他萌生了另寻出路的想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伟龙又受到了程潜等人的影响，思想上逐渐发生了变化。

1948年9月，周伟龙被授中将，并任国军交通警察第一总局局长，正是在程潜等人的影响下，周伟龙在此期间除了下令停办反动刊物，同时又把原计划迁往福州的大批军用物资、设备乃至黄金都运到了衡阳，这就为之后的湖南起义做足了准备。

但很快，周伟龙得一系列进步行为遭到了老蒋的怀疑，当时是在1949年初，老蒋下令要周伟龙调交警总队去奉化担任警卫力量，结果周伟龙只是把刚从淮海战场上撤下来且残缺不全的第一、第二总队调了去，这就让老蒋极为不满。

之后，时任京沪杭警备司令的汤恩伯，要求周伟龙把交警部队集中在京沪一带待命，但周伟龙却“阳奉阴违”，只成立了一个空架子司令部，部队并没有前去。

这么一来，自然就让老蒋怀疑周伟龙“通共”，因此在1949年2月，保密局突然下手，将准备去衡阳的周伟龙当场逮捕，之后又押往台湾，最终在1950年6月遭到杀害。

吴石、陈宝仓和周伟龙，都是在1950年被杀的国民党中将，三人遇害的原因，均是因为“通共”，而他们三人被杀仅仅是开始，在此之后，老蒋更是大开杀戒。

仅在1951年，又有多达5位中将因有“通共嫌疑”遇害。

首先是解放战争时期“三王一李”中的李玉堂，李玉堂毕业于黄埔一期，由于在解放战争中屡被解放军击败，因此在1948年7月的兖州战役后，老蒋一怒之下，不仅撤了李玉堂十绥区司令官职务，还下令对他“永不叙用”。

不过到了1949年，随着老蒋下野，李玉堂在李宗仁的支持下再度出山，并在之后任国军32军军长，驻守海南岛。

在此期间，李玉堂经我地下党动员，最终决定在海南岛起义，但由于当时联络不畅，造成李玉堂未能及时收到起义指令，随后海南岛解放，不得已之下，李玉堂只能随军撤往台湾。

撤到台湾后，李玉堂的32军建制还算完整，因此成了老蒋最看重的一支部队，与此同时，已经决定坚定支持我党的李玉堂夫人陈伯兰和其弟弟陈石清，也受组织委派抵达台湾，继续为起义做准备工作。

原本一切都十分顺利，李玉堂也同意在合适时机弃暗投明，但在1950年年底，意外发生了。

当初曾作为动员李玉堂起义的，是一名叫李刚的地下人员，而在李玉堂撤往台湾时，李刚也随32军前去，原本他的身份极为保密，但在1950年年底，之前被他策反过但又返回国军部队的一个连长，偶然见到了李刚，几经跟踪确认后，发现此人正是当初策反自己的共产党。

于是，该连长迅速将李刚的情况密报了保密局，而在李刚被捕的同一时间，得知消息的李玉堂赶紧通知内弟和妻子快走，但还是没来得及，李刚把所有情况尽数供出，这就导致包括李玉堂夫妇、其内弟陈石清等一共11人被捕。

被捕之后，国军不少将领都为李玉堂说情，包括负责审判的钱大钧，最开始也是判决其有期徒刑，但上报老蒋后，被重重斥责，后把有期徒刑改为无期徒刑后，老蒋则批示“耻”，直到改判李玉堂为死刑之后，老蒋这才心满意足，批示“可也”。

这与当初吴石被判枪决几乎是一模一样，老蒋当时已经是惊弓之鸟，因此对于涉嫌“通共”者，不管有多大功劳，资历又有多么深，根本不会手下留情。

1951年2月，李玉堂夫妇于台北碧潭遇害，1983年，李玉堂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玉堂的遇害，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教训，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继续使用李刚这个人，倒不是说李刚不行，主要是他曾做过策反工作，因此按照原则是不能再派他去敌营潜伏的，如果他没有跟着32军去的话，那么李玉堂可能就不会暴露，后续的话，手握兵权的他，可能就会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