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上将因病重，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时，他紧紧握住老战友陈康的手，眼中含泪，恳切地说：“我没做坏事，尤其是在云南没有做坏事，你一定要为我作证，替我说句话。”

陈康听后深感震惊。其实，谢富治在“特殊十年”期间的所作所为，陈康并非完全不知。只是那时形势逼迫，许多事情他无能为力。此时谢富治的悔悟之言让他百感交集，面对老战友的请求，他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谢富治眼见陈康迟迟未作回应，急得泪流满面，不断拉着他的手，期盼得到一丝答复。

谢富治和陈康同是湖北人，两人都是在年轻时就投身革命。谢富治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26年参加了农协的斗争，而陈康则在1927年加入了当地的赤卫队。到了1930年，谢富治已是红一军的一员，而陈康则在鄂东的红8军担任职务。谢富治因参加过“黄麻起义”，革命经历比陈康更为丰富，他在军中提出“要勇于怀疑一切”的口号，迅速得到了红四方面军高层的关注。

到了1935年，谢富治担任红军政治部主任，而陈康则是团长。随着抗日战争爆发，谢富治很快被提拔为八路军129师772团的政治处主任及政委，深得组织信任。不久后，他被任命为385旅的政委，随后又成为太岳军区副司令，成为陈赓将军的得力助手。相比之下，陈康在抗大毕业后被调入新四军，先是担任补充营长，直至抗战结束才被任命为386旅的团长。

在解放战争中，谢富治已官至纵队司令，而陈康则在谢的纵队下担任旅长。后来，谢富治被提拔为二野三兵团政委，而陈康仍是二野13军的副军长。新中国成立后，谢富治迅速晋升，担任了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及政委等重要职务。而陈康则先后担任了13军军长，后进入军事学院深造，最终成为昆明军区副司令。

尽管两人有着长时间的共同工作经历，尤其是在云南的岁月，以及在红四方面军、八路军129师并肩作战的日子，但他们的关系并不亲密。陈康曾经提到：“我不过是负伤一次，才升了一级官。那时我顶着副司令的头衔，是一步步打出来的，可不是溜须拍马上去的！”他的直率和耿直使得他难以与谢富治心意相通。

然而，在“特殊时期”，谢富治再次展示了他的“变脸本领”，他不仅频繁讨好江青，还根据她的指示，参与了对老同志们的陷害和迫害。谢富治所犯的错误，知情的人都心知肚明。因此，他临终时，可能因为深感恐惧或自觉悔悟，才向陈康提出了那个请求。

然而，谢富治的悔悟为时已晚。随着他去世后，他的罪行逐渐被揭露，并在多年后，谢富治的骨灰被从八宝山公墓移出，留给世人的是他无可挽回的历史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