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崇碧是一位军政背景的将领,他在抗美援朝的铁原阻击战中表现出色,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此后,他长期担任军事职务,逐渐在军队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期,傅崇碧被提拔为卫戍区司令员,负责京畿一带的安全工作,直接接受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的领导。在这一岗位上,他不仅要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还要处理与一些领导之间的意见分歧,而有时这些矛盾需要总理亲自出面协调。
1966年,叶帅召见了傅崇碧,讨论了卫戍区的扩编计划。卫戍区是一个特殊的武装力量,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作用。原本,卫戍区的部队只有一个师和一个团,但根据扩编计划,部队将增加至4个师,每个师下设6个团,形成兵团级别的力量。卫戍区的任务是确保首都的安全,尤其是保护党政军高级干部。在那个特殊时期,卫戍区还承担了监护被打倒干部的任务,虽然这种“监护”限制了这些干部的自由,但在当时,实际上也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保护。 当时,卫戍区的调动必须报请总政部批准,由总理和叶帅审批。卫戍区有五位政委,其中谢富治是第一政委,其他几位政委包括北京的第一书记、黄作珍、刘绍文和刘福等。谢富治与傅崇碧有着深厚的关系,他们曾在解放战争时期一起工作。谢富治从解放战争的前线起步,逐步在政界崭露头角,最终成为公安部部长、副总理,并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及北京军区政委等职务。傅崇碧则是在较晚的时候参军,开始时在地方工作,后来才加入红四方面军,逐步担任更重要的职务。 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傅崇碧与谢富治的工作中经常产生分歧。特别是在公安系统和卫戍区保卫部的合并问题上,傅崇碧坚决反对将公安局与卫戍区的政治部合并,认为部队与地方事务应该分开。但谢富治作为上级领导,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此情况下,傅崇碧向周总理请示,最终周总理决定由更高层的领导来做决定。于是,总理安排傅崇碧和谢富治一起去毛主席那里汇报,最后毛主席否定了谢富治的提案。 这段历史揭示了在大运动时期,卫戍区不仅肩负着保护国家安全的重任,还面临着内部的复杂局势和领导之间的意见碰撞。尽管存在分歧,但傅崇碧和谢富治在各自的职务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那一时期的一些关键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