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奚、商鞅、孙武、伍子胥、文种、范蠡、吴起等人，虽然都不是在本国成名，但他们在他国辅佐君王，使得所在国家强盛或称霸，反而很少被后世简单地贴上“叛国”标签。这其中有几个重要原因，和当时的制度、观念以及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首先看官吏选拔的现实。春秋战国没有科举、没有察举，也没有后世的九品中正这样系统化的仕途通道。普通人想进入朝廷、出人头地，途径非常有限：靠世族世袭、被有权者举荐、投靠名师学习、凭军功立功或直接跳槽到别国谋职。商鞅通过说服秦孝公被任用，范蠡是被文种举荐到勾践麾下，孙膑、庞涓出自名师鬼谷子的门下也容易得到重用。再加上许多国家实行军功爵禄制，普通士兵只要立功便能获得封赏。换言之，人才跨国寻职在当时既常见又是现实可行的出路。

再说当时的忠义与礼法观念。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忠孝礼义”成分，到了春秋战国并不像后世那么绝对和统一。那一时期的“礼”，主要是维护周王室和等级秩序的制度规范，更多强调社会等级与政治秩序，而非个人道德的单一标准。春秋战国充斥着弑君、篡位、君臣反目的事件，忠与不忠常常被政治需要所重写。孔子虽提倡“仁”，但他本人也周游列国，期待被诸侯重用。可以说，直到秦统一后、尤其是汉朝以后，儒家思想被官方化，忠义观念才被系统化并用以约束民众的思想行为；此前，人们对“忠”的界定更灵活，更受现实政治所影响。

第三，与原国矛盾或被迫变节的情形也很常见。许多名士离开故国并非出于简单的叛变，而多半与家国遭遇、政治迫害或个人遭遇有直接关系。比如伍子胥家被楚王迫害，他流亡到吴国并帮助吴国对楚复仇；乐毅因中山被灭、赵国内乱而辗转为燕国将领；文种被楚王误解流放，后来被留在越国任职；吴起在鲁、魏、楚数国间因遭猜忌或触犯旧贵族而辗转。这些例子显示，人才的跨国服务往往带有复杂的个人与政治因素，不是单纯的“卖国投敌”。

最后是时代的大背景：列国争霸、长期战争与各国对人才的渴求。春秋战国是一个强国竞争、兼并与变法频繁的时代。各国都希望招揽贤能，以图强盛；与此同时，战乱频仍，朝代更替与联盟反复，今日为君，明日为寇，人才迁徙在所难免。在这种环境下，把某位贤士贴上“汉奸”或者“叛国者”的帽子并不划算——说这话的人往往是文士或政治对手，他们手中有舆论工具，但若过于绝对化某人，很可能把自己未来的退路也堵死。换句话说，灵活利用人才、礼贤下士是当时列国立国、扩张的重要策略。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那些在他国建功立业的人，既有制度与人事选拔上的原因，也有观念与时代条件的影响；很多人是因家国矛盾、政治遭遇或现实选择而在他国服务，而非像后世简单以“叛国”论之。理解那一段历史，需要把人放回当时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结构中去看，才能看到更为复杂而合理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