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4700年前，黄帝与蚩尤作战的时期，古埃及人开始修建金字塔，总数大约有百余座，建设活动持续到公元前3530年，即中国商朝的初期。

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主要原因，源自他们的生死观以及对太阳神的崇拜。埃及人认为，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其中东边代表“生”，西边则象征“死”。因此，金字塔一般建在尼罗河的西岸。此外，埃及人深信，死后灵魂不灭，只要保留好身体，三百年后就能复活，所以他们修建金字塔以保存亡者的身体。

当古埃及人忙于金字塔建设时，中国又在做些什么呢？考古学的发现带来了新的视角，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没有成为像埃及那样的神权国家。

首先，让我们来看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良渚文明遗址，位于今天的浙江杭州余杭，距今已有5300到4300年的历史。这个遗址将中华文明的起源推向了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明同样的重要地位。

在古埃及建造金字塔的同时，中国最先进的社会组织——良渚古国，虽然也有不少崇神的活动，比如使用内圆外方的玉琮来沟通天地，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与生产生活相关的重大工程。考古学家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了大型水利工程遗址，其中包括11条堤坝，形成了前后两道防护体系。这一工程覆盖的范围非常广阔，总土方量达到260万立方米，控制区域达100多公里，具备防洪、防潮、航运、灌溉等多重功能。

2016年，专家实地考察确认，这一水利系统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之一，距今已有4700到5100年的历史。这一发现表明，当时中国在社会组织、生产力等方面丝毫不逊色于古埃及。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建造像金字塔那样的庞大神殿，而是建设了这座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水利工程，反映出当时的权力更可能是世俗之王的掌控，而非神权。

接下来，探讨一下大禹治水的真实目的。现代考古的发现表明，大禹治水的目的是为了种植水稻，而不仅仅是整理全国水系。位于河南新密的“新砦遗址”很可能是夏启的都城，考古学家发现这里出土的碳化粮食中，超过一半是稻米。这表明，水稻在此地已成为主粮，且稻米比粟米更大更重，说明这些先民以水稻为主粮。

再来看二里头遗址，它位于黄河流域，水利条件极佳，也是夏朝中后期可能的都城。考古发现，那里也以水稻为主粮。水稻原产于南方，需要大量的水分生长，因此古人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自然改造，如开垦湿地或修建水利设施。由此可以推测，大禹治水的过程，实际上很可能就是在为大规模水稻种植创造条件。

无论大禹治水是否确实与水稻种植有关，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夏朝时期，中华民族就已经进行过大规模的自然改造，开垦水稻田地。这样的工程不仅改造了自然，也为中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通过这种方式，夏族的粮食供应大增，人口迅速增长，为其逐渐强大并成为领先的部族奠定了基础。

此外，古代中国还在大量建设城池。距今7000年的湖北城头山，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城池。此后，许多城池在长江黄河流域陆续崛起，这些城池不仅有利于社会发展，也促进了人口增长。比起古埃及人造金字塔的宗教意义，中国这些城市的建设无疑具有更直接的现实价值。

总的来说，考古学的发现表明，在古埃及人忙于建造金字塔的同时，中国的文明更多注重现实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上。尽管中国早期社会也有神灵崇拜，但他们更侧重于通过实际行动改善生产和生活，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的文化中，神权从未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即便在后来的商朝，也没有出现神权高于世俗政权的情况。可以说，从文明的起点开始，中华文明注定走的是一条务实且注重现实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