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进入了所谓的“统一新罗时代”（676～892），这一时期不仅是朝鲜半岛长期分裂的历史阶段的结束，也标志着朝鲜民族性格和文化逐渐成型的重要时期。统一新罗不仅让朝鲜半岛实现了长期以来的统一目标，也成为了古代东北亚文化与经济交流的桥梁。然而，到了九世纪，新罗国内的政治弊病开始加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难以协调，最终导致了封建统治的逐渐崩溃。

新罗的统一虽然实现了前代的梦想，但也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惠恭王十六年（780年），新罗爆发了内乱，惠恭王被乱兵所杀，金良相继位成为新罗的国王，史称宣德王。金良相是奈勿王系的后代，这一交替标志着武烈王系的终结，奈勿王系开始接掌王位。自此，新罗进入了一个新的王朝阶段，然而，九世纪初至真圣女王继位之前，王位争夺和骨品制度的瓦解，进一步导致了新罗政治体制的衰弱与僵化。

进入新罗下代，政治纷争愈加激烈。中代末期，新罗的社会相对安逸，统治阶层中充满了功利主义和关系庸俗化的现象，随着上层贵族之间围绕权力展开激烈角逐，王位争夺和贵族叛乱成为九世纪末期的主要政治特征。历史上，新罗共经历了五场王位争夺，其他十二场叛乱虽然被镇压，但也反映了政权的动荡不安。在107年的时间里，五场王位争夺导致三位国王被弑，显示出比前代更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从这些王位争夺的背景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武烈王系与奈勿王系之间的派系纷争；另一类则是奈勿王系继承体制失控，导致了元圣王系内的权力斗争。从君主与贵族的关系来看，君权与相权的冲突显然成为了新罗下代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虽然哀庄王和兴德王曾一度尝试集权并压制贵族，但相权的膨胀导致了政权的虚弱，贵族势力逐渐超越了王权。

在这种背景下，新罗的最高官职“上大等”和“侍中”开始拥有更强的政治操控力。上大等是新罗的最高官职，拥有主持大议事会议的权力，而侍中则负责制约上大等的权力。然而，随着这两个职位的联合，王权受到严重削弱，政权的稳定性进一步遭到破坏。特别是自文圣王时代以来，贵族叛乱频繁，中央集权进一步瓦解。

在这种政治混乱的局面下，新罗的土地制度也出现了问题。土地所有制的畸形发展，尤其是由国有转为私有的过程，给新罗的经济带来了很大损害。最初，新罗实行的是国有土地制度，通过食邑和禄邑制度，政府将土地分配给贵族和官员。为了强化王权，神文王在689年废除了禄邑制度，实施了职田制和岁租制。然而，随着贵族间的土地兼并愈加严重，再加上灾荒频发，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贫农或奴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满。

丁田制的实施也加剧了这一问题。虽然丁田制保证了无地农民的土地分配，但农民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劳役，实际上变成了依附于封建国家的农民，王室的财政收入得到了保障，王权得以加强，但对农民的剥削也更加严重。随着贵族之间的土地兼并竞争加剧，社会底层的贫困农民被迫进入贵族的庄园或寺院谋生，丁田制逐渐变得名存实亡。

在九世纪末，随着贵族势力的进一步膨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命脉逐渐掌握在贵族手中，王权的衰弱和封建统治的危机日益加深。最终，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经济困境为农民起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九世纪末的“后三国”局面也由此形成。

总的来说，新罗下代的政治乱局和土地制度的弊端相互交织，导致了国家政治的崩溃与经济的衰退。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使得王权日渐式微，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和地方豪族的崛起也让新罗的封建体制走向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