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亲自率军从沧州北上讨伐辽国。这次北伐出奇顺利，仅仅二十二天，就连下三关、三州以及十七个县城。柴荣本打算乘胜进攻幽州，却在途中突发重病，被迫带兵返回。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亲征。虽然留下遗憾，但战果仍算丰硕。

在返程途中，柴荣处理各地奏章时，偶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皮口袋，里面只有一块三尺长的木板，上面刻着五个字：“点检作天子”。这分明是在影射殿前都点检要篡位，是对皇权的直接挑衅。历代帝王对这种事心知肚明，根本无需深查，光是这物件的存在，就足以被视作谋反的铁证。至于如何处理，完全看皇帝的选择。

柴荣回京后，撤掉了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的职务，改由赵匡胤接任。谁知不久柴荣病逝，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而此时的赵匡胤已经掌控禁军，最终“黄袍加身”，轻易取代后周，建立了宋朝。

从结果来看，柴荣似乎是“防错了人”。他以为张永德最危险，结果却是赵匡胤篡位。但这真的是柴荣判断失误吗？为什么赵匡胤能顺利登基？难道柴荣没有留下忠臣辅佐幼主吗？

其实，答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天不假年。”

柴荣堪称五代十国时期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即位后锐意改革，内政上推行整顿，军事上南征北战，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稳步推进统一大业。在位六年间，他发动四次大战，战果辉煌。他曾立下宏愿：“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育百姓，十年致太平。”如果天命再多给他二三十年，很可能真能开创盛世，届时哪里还会有赵匡胤的机会？

然而，命运无情。就在他计划夺取幽州之际，重病突袭，仅一个月便撒手人寰，年仅三十九岁。正值壮年却骤然去世，不仅是柴荣的悲剧，更是后周的悲剧。因为他的继承人柴宗训才七岁，形成典型的“主少国疑”局面。

历史上幼主登基往往导致局势动荡。汉朝的刘弗陵、北周的宇文阐都是例子。大臣们难以心服，百姓也难以信任，往往引发外戚专权或权臣篡位。柴宗训的处境更糟，因为五代十国的基本格局就是“拳头大的人说了算”。

这一格局源于唐代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节度使拥兵自重，皇权衰微。唐亡后，这股风气延续，导致短短五十年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更替。更关键的是，这些新朝建立者，大多原本是前朝的心腹大将。他们曾经忠心辅佐旧主，但一旦时机成熟，拳头硬就成了新皇帝。

柴荣当然明白这一点。他既雄才大略，也深知武将权力过大的隐患。他或许计划在完成统一后，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但“天不假年”，他来不及推行。临终前，他只能撤掉可能威胁更大的张永德，把兵权交给自己最信任的赵匡胤。他或许存着一丝侥幸，希望赵匡胤能辅佐柴宗训，就算不成，也至少不至于赶尽杀绝。

事实证明，无论他选择谁，都避免不了篡位的结局。若不是赵匡胤，可能还有另一个“李匡胤”“王匡胤”。在那个乱世，忠心只对个人，不对朝廷。柴荣能做的不过是挑一个相对稳妥的人。

最终，赵匡胤也走上了“老路”，黄袍加身。但与其他武将不同的是，他在建立宋朝后及时采取“杯酒释兵权”，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自重的局面。虽然这一举措导致宋朝后来“重文轻武”，国力偏弱，却也让国家终于走出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循环。

柴荣的英年早逝，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无奈。倘若再给他十几年，也许中国历史会走向另一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