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寒冬的12月12日，天刚蒙蒙亮，中南海的晨雾还未散去。负责照料邓公起居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轻轻推开房门，却发现这位为中国改革开放操劳半生的老人，此刻正艰难地喘息着——他无法自主起身，剧烈的咳嗽让他连最简单的早餐都难以下咽。

工作人员的心猛地沉了下去。望着老人苍白的面容，他们意识到：这位带领中国走向富强的领路人，生命之火正在渐渐黯淡。在家人和医护人员的紧急安排下，邓公被送往仅10公里外的301医院。谁也没想到，这短短的车程竟成了他与家的永别，而医院的白墙将见证他生命最后的时光。

那么，这位伟人在弥留之际留下了怎样的话语？为何听闻者无不掩面而泣？

其实自1994年春节后，公众视野中已鲜见邓公身影。境外媒体捕风捉影，频频发布病危传言。实际上，老人一直在北京四合院里静养，享受着难得的清闲时光。令人意外的是，当时他的主要脏器都很健康，既无糖尿病也无前列腺问题。但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正在蚕食他的生命——无法治愈的帕金森综合征。这个顽固的神经系统病症先是剥夺了他的行动能力，继而影响吞咽功能，最终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在健康状况尚可时，邓公的生活极有规律：晨起后，一碗温热的牛奶配上水煮蛋就是他的标准早餐。随后他会伏案批阅文件，或戴着老花镜细细品读报纸。书房里，《史记》《资治通鉴》总是摆在最顺手的位置，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他茶余饭后最爱的消遣。每天上午十点，工作人员会准时提醒他活动筋骨，状态好时还能打打牌、游游泳，或是隔着绿茵场看年轻人踢足球。

这样平静的日子在1996年那个寒冷的清晨戛然而止。住院期间，1997年元旦那天，北京城飘起鹅毛大雪。难得清醒的邓公看着电视里播放的纪录片，突然指着画面中模糊的身影问护士黄琳：这是谁？当得知镜头里正是年轻时的自己时，老人脸上竟浮现出孩童般腼腆的笑容。

在病榻上的最后时光，邓公始终保持着惊人的毅力。无论治疗多么痛苦，他从不呻吟抱怨。当人们期待他留下更多嘱托时，老人只是平静地说：该说的都说过了。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语，让在场所有人瞬间红了眼眶——原来他早已把身后事看淡，就像一位卸下重担的旅人，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1997年2月7日，农历新年的爆竹声里，邓公迎来了人生最后一个春节。正月十九日晚9时08分，93岁的老人安详闭目。早在四天前，夫人卓琳就遵照他的意愿，将不设灵堂、不办告别仪式、遗体供医学研究、骨灰撒向大海的遗嘱呈交中央。

一位改变中国命运的老人就这样悄然离去，而他播下的改革种子，早已在神州大地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