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黄埔军校的创始人之一，国民党军政界重量级人物，却因一段隐秘的历史过往被贴上“亲日派”标签。何应钦的复杂面目，远非一个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日的序幕。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争中，何应钦作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后任国防部长），承担着指挥作战的重任。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高级将领，却曾被许多人称为“亲日派”。这一标签如何而来？它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回顾这段历史，揭开何应钦身上的谜团。

何应钦于1890年4月2日出生在贵州兴义一个普通家庭。青年时期的何应钦选择了军事道路，并远赴日本留学。他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这段经历不仅塑造了他的军事理念，也为他建立了与日本军界的初步联系。

在日本学习期间，何应钦接触到了日本先进的军事理论和训练方法，同时也目睹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力的增强和军事力量的崛起。这样的背景使得何应钦对日本的感情十分复杂——既有对日本军事技术的钦佩，也有对日本侵略野心的警惕。

何应钦的留学经历并非个例。当时许多中国青年才俊都选择到日本学习军事，包括蒋介石本人也曾在日本学习军事。这种交流本来应该成为两国友好的桥梁，但随着日本对华野心的膨胀，这些联系反而成为了历史争议的焦点。

何应钦回国后，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黄埔军校正在筹备中。由于何应钦与蒋介石曾是日本振武学校的校友，再加上何应钦内兄王伯群（曾担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长）的引荐，何应钦被蒋介石看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副总教官。

在黄埔军校期间，何应钦工作努力，办事认真，谦逊低调，与同时期的王伯龄（私德不行，吃喝嫖赌样样在行）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了王伯龄这位同行衬托，更显示出何应钦的能干，使他逐渐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

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时，何应钦指挥的教导一团屡打胜仗。尤其是在关键性的棉湖战役中，他以千余人的兵力硬扛住了万余敌军的进攻，直至援兵到来。此战非常关键，一旦失败不仅根据地广州不保，蒋介石和何应钦领导的黄埔军也必将声誉扫地，从而失去上升的资本。

在第二次东征陈炯明的战斗中，何应钦又指挥部队攻下重镇惠州，名声大噪。蒋介石让他接任自己的第一军军长职务，掌握部队，足见对其信任之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种信任关系会在后来出现裂痕。

1935年，何应钦作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即被称为“何梅协定”的丧权辱国协议。

这个协定的背景是日本帝国主义为肢解华北、扩大侵华而强行制造的。日本方面利用所谓的“河北事件”（包括孙永勤事件和胡白被杀事件），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何梅协定”的内容包括：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禁止抗日活动等。这些条件无疑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协定达成后，何应钦被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蒋立峰评价为：“日本军国主义为肢解华北、扩大侵华而强行制造的非正式协定”。这一事件成为何应钦“亲日派”标签的重要来源，也是他个人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一笔。

1936年12月，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这一事件被称为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各种势力反应不一。

其中最希望蒋介石死的，就是已经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日本想要侵略中国，自然希望中国内部越不团结越好，那样就能更有利于日本对华的侵略战略。

而在中国国内，最希望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死去的势力，就是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这股势力的主要人物是汪精卫和何应钦。

何应钦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力主要用军事力量讨伐张杨。当时日本和德国也与何应钦和汪精卫进行了接触，德国甚至还准备派出军事顾问团，与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一同回到中国。

德国和日本希望汪精卫与何应钦联合，在中国组织一个亲日反共的汉奸政府。只是让汪精卫和何应钦没有料到的是，西安事变最后和平解决了，他们建立汉奸政府的企图落空了。

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他“亲日派”的印象。尽管他后来并未像汪精卫那样公开投靠日本人，但这段历史仍然成为他政治生涯中难以抹去的污点。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何应钦正在四川主持整军会议。全面抗战爆发后，何应钦被任命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战时军制计划和参与各个战役的指挥。

在这一时期，何应钦参与指挥了许多重要战役。如他曾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的安阳大名失陷及对峙、陇海沿线之作战、豫南会战等。这些战役虽然并非全部取得胜利，但为中国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

1943年2月，何应钦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偕同史迪威等飞赴印度检阅中国远征军。1945年2月，他又飞赴缅北重镇苗斯，主持升旗仪式，后参与指挥了中国远征军的第二次入缅作战。

在这些军事行动中，何应钦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二号人物，他在抗战中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一点即使是对他有批评的人也不能完全否认。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9月，何应钦作为中国战区总司令，在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了日本的投降。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也是何应钦个人生涯的荣誉巅峰。然而历史的反讽在于，正是这位被许多人视为“亲日派”的将领，代表中国接受了日本的投降。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何应钦在接受投降过程中对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的态度异常友善。据史料记载，何应钦甚至公然为冈村宁次辩护，称其无罪。

战后，蒋介石急需日本的军事技术支援，特别是那些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日军技术专家。蒋介石通过何应钦，与冈村宁次秘密会面，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让这些专家和相关设备秘密送往中国，帮助国民党军队提升实力。

虽然美国对此有所阻挠，但冈村宁次最终还是协助何应钦征用了大量日俘和日侨中的军事技术人员。凭借这段“合作关系”，冈村宁次得到了蒋介石的庇护，在战犯审判中被宣判无罪。

这种对战犯的宽容态度，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何应钦亲日倾向的印象。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何应钦并未像其他蒋介石心腹一样第一时间去台湾，而是先到香港停留了一段时间。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表明他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隔阂。

到台湾后，何应钦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已经结束。蒋介石表面上对他重新委以重任，实际上却早已将他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

何应钦1951年4月悄然前往日本看望冈村宁次。两人在东京会面，回想1935年的《何梅协定》和1945年的南京受降仪式，十六年间时代巨浪翻滚，个人命运随之浮沉。何应钦终其一生未能洗刷“亲日派”标签。

历史学者评价：“何梅协定是日本军国主义为肢解华北、扩大侵华而强行制造的非正式协定”。而何应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成为他一生都无法完全摆脱的阴影。

1955年，何应钦再次带着夫人前往日本，这次是以治疗眼疾为名，实际则是继续与日本高层打交道。

然而，尽管他在日本频频活动，为蒋介石谋求外交支持，回到台湾后却依然不受重用。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将重心完全转移到蒋经国身上，何应钦的存在，对蒋介石来说，早已失去了意义。

何应钦于1987年10月21日在台湾病逝，结束了他毁誉参半的一生。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痛骂何应钦：“培养20余年，总不能成才自主，始终被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心血。此亦余平生最大失败之一也”。这段评价，道出了蒋介石对何应钦的失望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