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名士尝贬前贤著述，如，南朝宋范晔“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临终放言：“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

明代“末五子”之一胡应麟记诵淹通，纵论“古史笔为三等，《尚书》、《春秋》上，《左》、《国》、司马中，班、范二汉下。而《三国》、《五代》诸史，弗与焉。”（《少室山房类稿》）

胡应麟评《三国志》“弗与焉”，却盛赞“裴世期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傍引博据，宏洽淹通，而考究精严，辨驳明审，信两君之深于史学也。迄今三国六代小说逸事，往往覆赖二注以存。而二书无注。亦大有茫然不可读者。故余谓著书诚难，而注书尤难，能注若二君可也。” (《少室山房集·读三国志裴注》)

《宋书·裴松之传》载：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书成，于元嘉六年（429）奉上，文帝赞曰：“此为不朽矣！”

裴松之注《三国志》，原则如下：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上三国志注表》）

280年，晋灭吴，三国鼎立，至此复归混一，陈寿时年四十八，着手整理三国史事，著《魏书》、《蜀书》、《吴书》共五十六篇，题名《三国志》，世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史家运用史料，有引用及檃括二法，引用但引原文，檃括则增改文字。而史家记事，以为良史莫不工文，故史笔简约，且只随时代所见之需要以为去取。史识远者，或能预见千百年后之需要而记录，不能巨细毕载。因此，史籍加注，是为后人阅读不致茫然。

然裴松之认为，《三国志》“失在于略。”例如，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寥寥数字，不知奸雄多么“机警，有权数，”而裴注引《曹瞒传》，尽显曹操之奸诈：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於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於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三国志》卷一：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公将自东征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裴注：

孙盛《魏氏春秋》云：答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臣松之以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三国志》卷一：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一）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二）

裴注：

（一）习凿齿《汉晋春秋》曰：许攸说绍曰：“公无与操相攻也。急分诸军持之，而径从他道迎天子，则事立济矣。”绍不从，曰：“吾要当先围取之。”攸怒。

（二）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馀万，馀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於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按《锺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余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余匹，繇马为安在哉？

《三国演义》第九回描述除凶暴一段颇为生动：次日侵晨，董卓摆列仪从入朝，忽见一道人，青袍白巾，手执长竿，上缚布一丈，两头各书一“口”字。卓问肃曰：“此道人何意？”肃曰：“乃心恙之人也。”呼将士驱去。卓进朝，群臣各具朝服，迎谒于道。李肃手执宝剑扶车而行。到北掖门，军兵尽挡在门外，独有御车二十余人同入。董卓遥见王允等各执宝剑立于殿门，惊问肃曰：“持剑是何意？”肃不应，推车直入。王允大呼曰：“反贼至此，武士何在？”两旁转出百余人，持戟挺槊刺之。卓衷甲不入，伤臂坠车，大呼曰：“吾儿奉先何在？”吕布从车后厉声出曰：“有诏讨贼！”一戟直刺咽喉，李肃早割头在手。吕布左手持戟，右手怀中取诏，大呼曰：“奉诏讨贼臣董卓，其余不问！”将吏皆呼万岁。后人有诗叹董卓曰：“霸业成时为帝王，不成且作富家郎。谁知天意无私曲，郿坞方成已灭亡。”

此段演义，显然“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故明谢肇淛（《五杂组》十五）既以为‘太实则近腐’，清章学诚（《丙辰札记》）又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将演义文字对照《三国志》、《后汉书》及《资治通鉴》记述，知何为小说家言。

《三国志》卷六：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卓将吕布共谋诛卓。是时，天子有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布使同郡骑都尉李肃等，将亲兵十余人，伪著卫士服守掖门。布怀诏书。卓至，肃等格卓。卓惊呼布所在。布曰“有诏”，遂杀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趋卓尸，布又杀之；凡所杀三人，余莫敢动。（一）长安士庶咸相庆贺，诸阿附卓者皆下狱死。

（二）

裴注：

（一）《英雄记》曰：时有谣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书布为“吕”字以示卓，卓不知其为吕布也。卓当入会，陈列步骑，自营至宫，朝服导引行其中。马踬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劝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当时日月清净，微风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还，为其群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坞门曰“乞脱我死“”，即斩首。袁氏门生故吏，改殡诸袁死于郿者，敛聚董氏尸于其侧而焚之。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为之丹。守尸吏暝以为大炷，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达旦，如是积日。后卓故部曲收所烧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于郿。卓坞中金有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珠玉锦绮奇玩杂物皆山崇阜积，不可知数。

（二）谢承《后汉书》曰：蔡邕在王允坐，闻卓死，有叹惜之音。允责邕曰：“卓，国之大贼，杀主残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为王臣，世受汉恩，国主危难，曾不倒戈，卓受天诛，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谢允曰：“虽以不忠，犹识大义，古今安危，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狂瞽之词，谬出患入，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谏允。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於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遂杀邕。

臣松之以为蔡邕虽为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惜。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也。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世，而云王允谓孝武应早杀迁，此非识者之言。但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谓内省不疚者矣，既无惧于谤，且欲杀邕，当论邕应死与不，岂可虑其谤己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诬罔不通之甚者。

张璠《汉纪》曰：初，蔡邕以言事见徙，名闻天下，义动志士。及还，内宠恶之。邕恐，乃亡命海滨，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年。卓为太尉，辟为掾，以高第为侍御史治书，三日中遂至尚书。后迁巴东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长安为左中郎将。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将杀邕，时名士多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时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士孙瑞谋诛卓。有人书“吕”字于布上，负而行于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服升车，既而马惊墯泥，还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乃陈兵夹道，自垒及宫，左步右骑，屯卫周币，令吕布等扞卫前后。王允乃与士孙瑞密表其事，使瑞自书诏以授布，令骑都尉李肃与布同心勇士十余人，伪著卫士服于北掖门内以待卓。卓将至，马惊不行，怪惧欲还。吕布劝令进，遂入门。肃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伤臂墯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主簿田仪及卓仓头前赴其尸，布又杀之。

《资治通鉴》第六十卷：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服乘车而入，陈兵夹道，自营至宫，左步右骑，屯卫周匝，令吕布等捍卫前后。王允使士孙瑞自书诏以授布，布令同郡骑都尉李肃与勇士泰谊、陈卫等十余人伪著卫士服，守北掖门内以待卓。卓入门，肃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主簿田仪及卓仓头前赴其尸，布又杀之，凡所杀三人。

史传文字之虚实，从中可见。

世人尝引《晋书·陈寿传》，指责陈寿修史态度有失公允：或云：丁仪、丁暠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然此说纯属揣测。陈寿入晋，撰次《诸葛亮集》，作表奏上，推许甚至，足以说明陈寿尊崇诸葛亮，关于街亭之败，陈寿直书马谡违背诸葛亮节度，为张郃所破，并未尝以私怨而贬抑诸葛亮。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 身长八尺，每自比於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裴注：

按《崔氏谱》：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

《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於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

臣松之以为《魏略》此言，谓诸葛亮为公威计者可也，若谓兼为己言，可谓未达其心矣。老氏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贤达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诸葛亮之鉴识，岂不能自审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於馀哉！苟不患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岂其区区利在边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谓“鹍鹏已翔於辽廓，而罗者犹视於薮泽”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贵达。

传说，诸葛亮于建兴五年北伐，屯于阳平，遣大军东出，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抵城下，城中兵少，将士失色，而诸葛亮意气自若，敕军中偃旗息鼓，城门洞开，司马懿疑有伏兵，引军北去。西晋人郭冲说诸葛亮五事，此为其一。如此虚构，陈寿摒弃不取。

《三国志》卷三十五：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 遂行，屯于沔阳。

裴注：

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偪，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卻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难曰：案阳平在汉中。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至曹真死后，始与亮於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后，无复有於阳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乎？且冲与扶风王言，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书举引皆虚。

《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说武侯弹琴退仲达，演义得神乎其神：

孔明分拨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县搬运粮草。忽然十余次飞马报到，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孔明传令，教“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言大语者，斩之！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

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麈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傍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马昭曰：“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于是两路兵尽皆退去。孔明见魏军远去，抚掌而笑。众官无不骇然，乃问孔明曰：“司马懿乃魏之名将，今统十五万精兵到此，见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孔明曰：“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军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兴、苞二人在彼等候。”众皆惊服曰：“丞相之机，神鬼莫测。若某等之见，必弃城而走矣。”

（二）

胡应麟言：自裴松之《三国志注》成，史学中无可继者，独胡三省之注《通鉴》，宏搜博引，备録诸说，而斟酌事势，悬断是非，皆昭昭目睫于千载之上，俾温公未发之旨，开卷了然，真司马之忠臣，洓水之素相也。当温公之成《通鉴》，自谓得刘道原、范祖禹诸人，各任其事以奏其功，而不知三省之注，其功尤有大者，世或日用而弗知也。（《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一“读通鉴胡氏注”）

胡应麟识见高迈，读《资治通鉴》，必读胡三省注，然世以是为音训之学，不之注意。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北平沦陷，陈垣先生为保全辅仁大学而滞留，艰困中，“藏书渐以易粟，惟胡氏覆刻元本《通鉴》，尚是少时读本，不忍乞去 ......杜门无事，辄以此自遣。一日读《后晋纪》开运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曰：‘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今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小引）所谓“表而出之”，即阐发胡注之微言大义。

“凡易姓之际，新旧势力转移，则平日受压迫之人即思报复，故上变告密之事恒有。” 阶级斗争中，“上变告密”大抵滥觞于王莽时。

王莽居摄及受禅后，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时“吏以不得奉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莽下诏曰：“详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公府士驰传天下，考覆贪饕，开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几以禁奸，奸愈甚。”（《汉书·王莽传》卷六十九）

《资治通鉴》卷四二亦言“上变告密”之风气：汉光武帝建武七年，司空掾陈元疏言：“及亡新王莽，遭汉中衰，专操国柄，以偷天下，况己自喻，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徼讦为直。至乃陪仆告其君长，子弟变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

胡注：王莽时，开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变者，上变告之也。陪仆，犹《左传》所谓陪台也。

陈垣表微：凡易姓之际，新旧势力转移，则平日受压迫之人即思报复，故上变告密之事恒有。《与袁竹初书》言：“某等如章甫已敝，不足以荐履，恐萍齑豆粥之家，皆奴辈仇噬所及。”即指当时以告变之章，大捕四明遗老，以为迎接二王也。

《资治通鉴》卷九七载：晋穆公永和二年，石虎立私论朝政之法，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觐以目相顾，不敢复相过从谈语。

胡注：石虎之法，虽周厉王之监谤，秦始皇之禁耦语，不如是之甚也。

陈垣表微：秦桧之持和议，忠臣良将，诛铡殆尽。又兴文字之狱，许人告讦，凡私论朝政，皆贬窜之，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少涉讥议即捕治，以塞士夫之口。桧之法，石虎之法也。

“侯景之所为，特利用阶级之争，以遂其欲耳。”

《资治通鉴》卷一六一载：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募人奴降者，悉免为良；得朱异奴，以为仪同三司，异家赀产悉与之。奴乘良马，衣锦袍，于城下仰诟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领军；我始事侯王，已为仪同矣！”于是三日之中，群奴出就景者以千数，景皆厚抚以配军，人人感恩，为之致死。

胡注：凡为奴者，皆群不逞也，一旦免之为良，固已踊跃，况又资之以金帛，安得不为贼致死乎！士大夫承平之时，虐用奴婢，岂特误其身，误其家，亦以误国事，可不戒哉！

陈垣表微：奴婢，专制时代产物也。侯景之所为，特利用阶级之争，以遂其欲耳。鄙谚有之，曰“有势不可恃尽”，亦忠厚留有余地之意也。元初，故公相家子弟免于困辱者鲜矣，身之盖有所见而云然也。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载：唐禧宗乾符元年（874）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中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

胡注：是后王仙芝、黄巢遂为大盗。史先言唐末所以致盗之由。

陈垣表微：人非好为盗，亦不乐从盗，盗之起多由于不足与不平。至于智识分子背朝廷而附之，则朝政之不浃人心更可知也。《朱子语类》百三十三载：“汝为本无技能，为众拥戴，势乃猖獗。建之士如欧阳颖士、施逵、吴琮者，善文章，多材艺，或已登科，皆望风往从之。置伪官，日以萧、曹、房、杜，自相标置，以汉祖、唐宗，颂其功德。汝为愚人，偃然当之。朝廷遣官军来平贼，大败，贼乘胜据建州。建人陆棠、谢尚有乡曲之誉。陆乃龟山婿，为士人时，极端重，颇似有德器者。贼声言使二人来招我，吾则降矣。朝廷遣之。既而为贼拘系，欧阳辈又说之日益切，因循遂为贼用。贼败，欧阳颖士、吴琮先诛死，陆、谢、施逵以槛车送行在。”见《斐然集》三十，言“士大夫为所笼惑者，比迹而是”。则当时朝廷必有贻人口实者，不然，佳人何至作“贼”哉！

“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岁寒之不易保。”“履霜坚冰，所由来者渐。”

《资治通鉴》卷五三载：汉质帝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诣太学，自大将军以下皆遣子受丛；岁满课试，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胡注：此邓后临朝之故智，梁后踵而行之耳。游学增盛，亦干名蹈利之徒，何足尚也！或问曰：太学诸生三万人，汉末互相标榜，清议此乎出，子尽以为干名蹈利之徒，可乎﹖答曰：积水成渊，蛟龙生焉，谓其间无其人则不可；然互相标榜者，实干名蹈利之徒所为也。祸李膺诸人者，非太学诸生，诸生见其立节，从而标榜，以重清议耳。不然，则郭泰、仇香亦游太学，泰且拜香而欲师之，泰为八顾之首，仇香曾不预标榜之列，岂清议不足尚欤﹖抑香隐德无能名欤﹖

陈垣表微：《癸辛杂识》后集言：南宋时三学之横,虽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亦未如之何。至贾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术笼络。每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学田，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及贾要君去国，则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鲁港溃师之后，始声其罪。

《资治通鉴》卷一七四载：梁世宗使中书舍人柳庄奉书入周。江相坚执庄手曰：“孤昔开府，从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时艰，猥蒙顾托。梁主奕叶委诚朝廷，当与共保岁寒。”

胡注：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何晏注曰：“大寒之岁，众木皆死，然后知松柏不雕伤。平岁众木亦有不死者，故须岁寒而后别之。喻凡人处治世，亦自能修整与君子同，在浊世然后知君子之不苟容。”后之言保岁寒者，义取诸此。

陈垣表微：此眼前成语，《鉴》中屡见，何须注，而此独引以释之者，正以见保岁寒之不易也。《癸辛杂识》续集上，载：“陈宜中、曾唯、黄镛、刘黻、陈宗、林则祖，皆以甲辰岁史嵩之起复上书，时人号为六君子。既贬旋还，时相好名，牢笼宜中为伦魁，余悉擢巍科，三数年间，皆致通显。及镛知卢陵，文宋瑞起义兵勤王，百端沮之，遂成大隙。既而北兵大入，则如黄如曾，皆相继卖降。或言其前日所为皆伪也。于是有为之语云：‘开庆六君子，至元三搭头。’宋之云亡，皆此辈有以致之。”六君子始皆负盛名，而其中一二人晚节不终，遂予人口实，岁寒之不易保如此，故身之特书以自儆。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载：唐高祖武德元年，先是建德陷景城，执户曹河东张玄素，将杀之，县民千余人号泣，请代其死，曰：“户曹清慎无比，大王杀之，何以劝善！”建德乃释之，以为治书侍御史，固辞。及江都败，复以为黄门侍郎，玄素乃起。

胡注：史言隋之故官，漸就仕於他姓。

陈垣表微：张玄素先辞后起，以江都之败否为衡，所谓投机耳。崖山既覆，宋遗民亦渐有初为告籴之谋者，如月泉社中之仇远、白珽、梁相皆是也。万季野之《书元史陈栎传后》云：元初南士既附，科目犹未设，一时士大夫无后进之路，相率而就有司之辟召。或庠序学官，或州县冗秩，亦屈节为之，如戴表元、牟应龙、熊朋来、马端临之属。以文学名儒，或俯首以丐升斗之禄，而生平之名节不顾矣。其最无可取者，如休宁陈栎，穷经讲学，当时亦称名儒，及科举一开，争先赴之，虽侥幸一举，所得几何？吾独惜陈氏以六十之年，而一旦丧其生平也。语见《群书疑辨》十一。季野盖为清初诸儒之应鸿博者言之。至于陈栎之应举，为身之所不及见，仇、白、戴、牟之就微禄，则身之所亲睹也。易曰“履霜坚冰，所由来者渐。”故身之唏嘘言之。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载：唐昭宣帝祐二年（905），初，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司空图，弃官居虞乡王官谷，昭宗屡征之,不起。柳璨以诏书征之，图惧，诣洛阳入见，阳为衰野，坠笏失仪。璨乃复下诏，略曰：“既养高以傲代，类移山以钓名。”又曰：“匪夷匪惠，难居公正之朝。可放还山。”

胡注：柳璨言司空图既非伯九之清，又非柳下惠之和。且朝政如彼，而璨自谓公正。《通鉴》直叙其辞，而媺恶自见。

陈垣表微：以图视璨，犹粪土耳。璨乃倚全忠势，藉诏书斥之，邪正不明，媺恶倒置若此。《司空表圣集》有句云：“胡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其柳璨之谓乎，噫！

狗屠、胡酋识见如此

《资治通鉴》卷九载：高汉帝元年，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 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所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胡注：樊哙起于狗屠，识见如此。余谓哙之功当以谏留秦宫为上，鸿门诮让项羽次之。

陈垣表微：王深宁曰：“淮阴侯羞与樊哙伍，然哙亦未易轻：谏留居秦宫，鸿门谯项羽，排闼入见，一狗屠能之，汉廷诸公不及也。”语见《困学纪闻》卷十二：意与身之同。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载：隆安三年，魏主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珪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

胡注：魏主珪之崇文如此，而魏之儒风，及平凉州之后始振，盖代北以右武为俗，虽其君尚文，未能回也。呜呼！平凉之后，儒风虽振，而北人胡服，至孝文迁洛之时，未尽改也。用夏变夷之难如是夫！

陈垣表微：由晋隆安三年，至魏平北凉，凡四十年，又至孝文迁洛，凡五十五年，共九十五年，而夷风未尽改也。“善人为邦百年，而后可以胜残去杀，”信矣！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载：又，先是魏主珪围中山，久未下，军食乏，问计于群臣，崔逞为御史中丞，对曰：“桑椹可以佐粮；飞鸮食椹而改音，诗人所称也。”珪虽用其言，听民以椹当租，然以逞为侮慢，心衔之。

胡注：《诗》：“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注云：鸮，恶声之鸟也。鸮恒恶鸣，今食桑椹，故改其鸣，归就我以善音。珪本北人而入中原，故衔逞以为侮慢。

陈垣表微：珪固多疑，然亦因夷夏观念过深，所以衔此。《癸辛杂识》续集下，言：“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永嘉人，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为人告之官，遂罢去。”“怎生呵”，“那般者”，为元时诏令常用语，盖由北语翻译而成，亦以其侮慢而衔之也。

得人心如是

《资治通鉴》卷七七载：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司马昭克寿春，诞窘急，单马将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马胡奋部兵击斩之，夷其三族。诞麾下数百人，皆拱手为列，不降，每斩一人，轭降之，卒不变，以至于尽。

胡注：史言诸葛诞得人心，人蒙其恩而为之死。

陈垣表微：诞在诸葛兄弟中所被詈为狗者，狗能得人心如是乎？方正学曾辩之矣。曰：“诸葛兄弟三人，才气虽不相类，皆人豪也。当司马昭僭窃之时，拒贾充之说，起兵讨之，事虽无成，身不失为忠义，岂非凛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谓汉得龙，吴得虎，魏得狗，为斯言者，必贾充之徒，自以鬻国弑君取富贵为得计，论人成败，而不识顺逆是非之辨者也。”语见《逊志斋集》五。诞被詈为狗，见《世说新语·品藻篇》。

道并行而不相悖

《资治通鉴》卷二五0载：唐懿宗咸通三年，上奉佛太过，怠于政事，尝于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两街僧、尼皆入预；又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又数幸诸寺，施与无度。吏部侍郎萧仿上疏，以为：“玄祖之道，慈俭为先，素王之风，仁义为首，垂范百代，必不可加。佛者，弃位出家，割爱中之至难，取灭后之殊胜，非帝王所宜慕也。愿陛下时开延英，接对四辅，力求人瘼，虔奉宗祧；思缪赏与滥刑，其殃必至，知胜残而去杀，得福甚多。罢去讲筵，躬勤政事。” 上虽嘉奖，竟不能从。

胡注：人情莫不爱其亲，莫不爱富贵。佛者弃父母之亲，舍王子之贵而出家，是“割爱中之至难”。又释氏为宏阔胜大之言，以为佛灭度后，诸天神王，供养庄严，皆人世所希有。后人又奉其法而尊事之，是“取灭后之殊胜”也。

陈垣表微：身之于二氏之学，夙所通究，故注中无矫激之谈。《中庸》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尊此者固不必以抑彼为能也。

（作者：成小秦，1975年毕业于陕西师大外文系；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翻译及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