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历皇帝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交往，网络上流传着诸多论述，其中不乏权威媒体刊载的专家学者文章，这些文章的核心观点普遍强调万历皇帝对利玛窦极为赏识。例如，北京日报客户端去年刊登的《利玛窦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一文就明确写道：在经历多年波折后，利玛窦最终获得万历皇帝的信任，获准在北京定居。文中还提到：鉴于利玛窦作出的重要贡献，明朝政府特将阜成门外的滕公栅栏赐予他作为墓地。 更有甚者，某些文章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万历皇帝如何喜爱利玛窦进献的自鸣钟，如何特意挽留这位传教士在京城居住，甚至指派他前往钦天监指导工作。这些叙述声称利玛窦可以自由出入宫廷长达数十年，万历还命人为他绘制等身肖像，并赐予终身俸禄等殊荣。然而，这些说法是否可信？万历皇帝真的会对一个外国传教士如此青睐有加吗？实际上，这些说法与《明实录》的记载大相径庭，完全是一派胡言。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谎言产生的背后逻辑令人不寒而栗。

《明实录》作为明朝官方编纂的编年体史书，详细记录了明朝历代皇帝的重要史实，是研究明史最基础的史料之一。在《明神宗实录》中，关于利玛窦觐见万历皇帝的记载仅有三条：

第一次记载是在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当时已在华居住近二十年的利玛窦终于获得万历皇帝的召见。实录中这样记载：天津御用监少监马堂，解进大西洋利玛窦进贡土物并行李。又寄住二十年方行进贡，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不同。且所贡天主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随身行李有神仙骨等物，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利玛窦进献的天主圣母图被明朝官员视为荒诞不经之物。更关键的是，他随身携带的所谓神仙骨（实为人骨）显然是要在皇帝面前表演某种法术。明朝官员对此提出质疑：既然神仙能够腾云驾雾，又怎会留下尸骨？因此将其视为不祥之物，按照宫廷规矩，这类物品是严禁入宫的。 这种装神弄鬼的行为，不仅为当时崇尚儒学的文人士大夫所不齿，也令太监们深恶痛绝——毕竟若让这种人迷惑了皇帝，岂不是要和他们争宠？因此，利玛窦最终未能获得面见万历皇帝的机会。朝廷只是按照惯例给予了一些赏赐，具体是比照暹罗国存留广东有进贡者赏例。考虑到利玛窦远道而来且年事已高，赏赐规格确实不低。但诏令最后特别强调：勿令潜住两京，与內监交往，以致别生枝节。这里的潜字意味深长，明确表示不允许利玛窦在南京或北京暗中居住，更禁止他与宫中太监往来。

第二次记载同样在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内容是礼部上奏称利玛窦仍未离京。鉴于其年事已高，请求皇帝明确处置意见：要么遣返回国，要么发配至其他地方，比如遣赴江西。不过，万历皇帝是否对此作出批复，史书并无记载。

第三次记载是在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当时非法滞留京城的利玛窦去世。万历皇帝的批示是：赐西洋国故陪臣利玛窦空闲地亩埋葬。北京日报文章中所谓利玛窦成为首位获准安葬北京的外国人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误导。真实情况是：既然人已死在京城，又是远道而来的献琛者，朝廷也只能给予安葬。 从《明实录》的记载来看，不仅万历非常欣赏利玛窦的说法纯属虚构，就连利玛窦进献《万国全图》、自鸣钟等事迹也毫无记载。那么，这个关于万历皇帝欣赏利玛窦的谎言究竟从何而来？

查阅《明史》《国榷》等史料，关于利玛窦在京活动的记载与《明实录》基本一致。其中谈迁的《国榷》在利玛窦去世的条目下补充了一些细节，提到他著有《交友论》《山海舆地全图》等书，并制作了自鸣钟、铁琴、地球仪等精巧器物，还记载了他在南京的活动。但《山海舆地全图》是否就是我们熟知的《坤舆万国全图》，以及这些物品是否曾进献给万历皇帝，均无从考证，因为在礼部的奏折中从未提及这些物品。 由此可见，根据中国正史记载，万历皇帝不仅未曾接见利玛窦，而且利玛窦实际上属于非法滞留京城。至于《坤舆万国全图》、自鸣钟、地球仪等是否曾进献皇帝，更是无从查证。既然如此，关于万历接见并赏识利玛窦，甚至允许他自由出入宫廷、指导钦天监等说法，究竟源自何处？ 答案其实很简单：这些说法都出自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著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耐人寻味的是，这本书在中国出版时改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刻意营造出这是利玛窦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记录（书中甚至包含关于河南犹太人的记载，而中国史书对此却只字未提），而且书名也不像原版那样充满侵略性。如果沿用原书名，这本书在中国的销量恐怕会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金尼阁如此撰写可能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表功，夸大他们在华传教的成就，制造连中国皇帝都被他们征服的假象；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迷惑中国人——既然万历皇帝都如此推崇利玛窦，就意味着认可基督教，那么中国人自然也不该排斥基督教，而应该欣然接受。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金尼阁如何书写，而在于中国人应该如何认识这段历史：是相信《明实录》等中国正史的记载，还是采信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令人震惊的是，包括许多顶尖学者在内，竟然宁愿相信外国人所著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也不相信中国自己的历史记载，这才导致了万历非常欣赏利玛窦这种谬论的流传。 综上所述，所谓万历非常欣赏利玛窦以及允许他自由出入宫廷十年等说法，完全是西方传教士编造的谎言。这些说法不仅与中国正史记载相悖，也有违常理。尽管晚明社会风气相对开放，但儒家思想仍是社会主流，朝廷不可能允许一个外来传教士——这个被主流文人视为传播邪教的献琛者——随意出入宫廷影响皇帝。 这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涉及中国历史的重要研究中，究竟应该以谁的记载为准？按理说，自然应当以中国史料为主，适当参考外国记载。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许多涉及中西交流史的研究，却本末倒置地以西方史料为主。这种现象在本文讨论的议题之外，还体现在对河南犹太人历史的研究，以及对汉代使者出使中亚、西亚记载的解读等方面——这些研究往往刻意迎合西方叙事框架。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