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比埃及和西南亚更早一些。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

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 "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

清末张之洞为了指导学生读书，曾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自己认识，给善本提出了三条标准：一是"足本"，即无缺残无删削之本；二是"精本"，即精校精注本；三是"旧本"，即旧刻旧抄本。张之洞大概并非刻意要给善本下定义，但为了指导学生读书，不得不指点迷津，选择善本，于是也就表示了什么是善本的态度。张氏"足、精、旧"善本三定义，归纳起来还是两条，一是无讹脱，一是传世旧本，与古人关于"善本"的概念，并无本质的区别。

在时间上和张之洞差不多，著名藏书家钱塘丁丙对什么是善本也提出了四条标准：一是旧刻；二是，精本；三是旧抄；四是旧校。丁氏大概也无意要给"善本"下定义，只不过根据当时书籍的流传情况，给自己入藏图籍提出了这四条标准。且藏书家常有偏好，以便形成自己的藏书特点，他们的藏书标准，并不等于就是"善本"标准。但是旧日藏书家，无论是学问家还是鉴赏家，对书籍版（传）本也多有一定见地。有些藏书家虽然只是附庸风雅，自己未必真懂，但于版（传）本也总要有人为其掌眼，因此对什么是"善本"也不无见地。钱塘丁氏兄弟算不上什么大学问家，但信而好古，视书如命，是清朝后期著名的几大藏书家之一，因而他提出的四条图书入藏标准，也颇有代表性。从正面说，丁氏四条未必为所有藏书家所接受并承认，但从反面说，符合丁氏四条标准的图书，又谁能否认它是善本！所以丁氏四条入藏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是"善本"概念的具体解释。

一、 从古书的历史文物性角度界定善本

旧本时代久远，在文字上一般地说是比较接近原书面貌的，视为善本，理所当然。同时，旧本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由于兵燹、天灾、虫蛀、鼠啮，幸存下来的，实属不易。因此，人们对某一时代流传下来的古刻旧抄，有的尽管在文字的准确性上未必尽善，但作为某一时代产生或写、刻的文献实物，于研究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无疑会被视为具有重要的学术资料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的。但是，由"旧"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和价值，来推敲"旧本"这一提法，又感到比较含混。一是"旧"没有明确的时代界限，什么叫"旧"，什么时候的传本叫"旧"，缺乏科学的界说。二是"旧"，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旧"的本质，应当是因其产生的时代早，流传少，而在学术、资料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等方面显得格外珍贵。因此，我们不如扬弃皮毛表面的"旧本"提法，而抓住"旧本"提法的本质，直谓其历史文物性。即对任何一部古书看其是否够得上善本，视其是否具备历史文物价值。来界定"历史文物性"的提法，还能包容"珍本"的概念。古今中外的人们，无一不把传世孤罕的"旧本"视为"珍本"。珍贵的、值钱的传本，其所以珍贵、值钱，并不一定因其文字精确而称善，而亦在其历史久远，传世孤罕，实际亦在其历史文物价值。故以"历史文物性"做为"善本"的一方面概括，"珍本"含义也就自然包括进去了。

二、从古书的学术资料性角度界定善本

前人提到的"精本"，主要是指精校、精注的书本，这确是"善本"的重要标准。任何刻本或抄本、写本，在刊印之前或抄写之后，都应该经过精审的校勘，否则书中就会讹舛层出，不可卒读，自然就要降低该书的价值。古今通人在考察善本标准，或实际遴选善本时，都不能忽略这一点。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把那些脱文断简，错误百出的古书都有看成是善本，那就会造成良莠不分，鱼龙混杂的后果。结果准会搞乱善本的标准，实际上等于没有了善本书的标准。至于精注，在古书中就更显得重要了。古书成书久远，读起来文字障碍颇多，要想弄懂，前人注疏至关重要。至少是自汉代以来，对先秦古籍已注家蜂起。两汉后，非但给古籍原文作注，给前人注文作注的也代有其人。这些带有前人注疏的古籍，其注释水平并不完全一样。其不一样的原因极其复杂，但归纳起来，无非是两点：一是学识水平不够，一是政治偏见。学识水平不高，自然做不出精当的注释；政治上有偏见或御用文人，其注释难免穿凿附会。所以确定善本，其注文的精粗优劣，也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但"精"字的提法，似乎也未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实际上其应反映的本质是经过精校细勘和名家精注精疏的抄本、写本、刻本，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或资料价值。任何一本书，如果毫无学术价值或资料价值，那么它的存在就成问题了。

三、从古书的艺术代表性角度界定善本

宋代以后，尤其明、清两代的藏书家，对古刻旧刊除了重视它们的历史文物性和学术资料性以外，还很考究其字体刀法、印纸墨色、版式行款、封面装帧、印刷技术等，形成了从艺术上鉴赏古书的风气。明代张应文在其《清秘藏》中说："藏书者贵宋刻，大都肥瘦有则，佳者绝有欧柳笔法。纸质莹洁，墨色清纯，为可爱耳。"明高濂在其《遵生八笺》中说："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用墨稀薄，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又说："宋版书刻，以活衬竹纸为佳。而蚕茧纸、鹄白纸、藤纸固美，而所遗不广，若糊褙宋书，则不佳矣。"凡此种种，都是从艺术的角度来品评古刻旧刊的，这就从艺术上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考察善本的标准。如果我们由此推而广之，从印刷技术、用纸敷墨、装帧技巧等方面加以概括，又可引伸出一条考核善本的标准，叫作"艺术代表性"。

四、从时代的划分角度来界定善本

所谓历史文物性，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二是指古书可做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从这样一种理解出发，那么所谓古书的历史文物性，首先就需要有时代概念，也就是说，什么时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古书，才因具备历史文物价值而被视为善本。不明确这一点，在浩如烟海的古书中选择什么是善本，就会茫然失措，无从下手。当然在工作实践中又不能完全拘泥时代界限，完全拘泥这点，呆板地以时代划线，既可能把时代界限以前的古书不分青红皂白、优劣精粗一律视为善本；又可能把时代界限以后的古书一律视为俗本劣本而扔下不管。关于时代界限也有很多不同的划法。日本人关于中国古书历史文物性的时限划法，是划在明朝正德（1521年）及正德以前。也有人划在明嘉靖（1566年）及嘉靖以前。《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委会，则把时限划在明末（1644年）以前。也就是说，在这些时限以前产生的中国古籍，一般都被视为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善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规定，凡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出版的图书，都在国家法律保护之内，不得走私出口。这虽然不是给善本划定时代界限，但却划出了古书是否具有历史文物性的时代特征。我们在讨论古书是否具有历史文物价值时，完全可以和国家法律一致起来，以1795年为时代界限。对这一年以前产生的古籍，无论它是稿本、写本、抄本和印本，着重从历史文物性的角度，考察其是否为善本。在通常情况下，这样处理一般不会产生什么大问题。至于有些书虽然产生在这个时限以前，但内容平淡无奇，刻印粗糙不堪；或残缺过甚，校勘不精，又世不罕传，则亦可不必视为善本。这样，我们就能在收藏时做到有时限，又不唯时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