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春时节，中原大地春寒料峭，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的中原解放区局势日趋紧张。蒋介石调集数十万精锐部队，凭借其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优势，对解放区形成合围之势，战争一触即发。由于中原解放区孤悬敌后，与其他解放区相隔甚远，难以获得有效支援，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由李先念、王树声等将领负责制定中原野战军主力突围的详细作战方案；另一方面则秘密安排部分县团级以上干部提前疏散，以减轻主力部队突围时的负担。 首批撤离人员名单经过严格筛选，包括江汉军区司令员贺炳炎（这位在长征途中失去右臂的独臂将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鄂东地委书记程坦（后任湖北省宣传部长）、圻黄广地委书记刘西尧（后任湖北省副书记）、中原军区组织部副部长孙西岐（后任中南局组织处长）等十余位高级干部。这些干部大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负伤患病，急需医疗救治。考虑到他们的身体状况和革命资历，中央决定优先安排他们撤离危险区域。

此时，曾任江汉军区政委的郑绍文（后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正以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在武汉开展工作。在军调部驻武汉执行小组组长任士舜（后任丹江口市副书记）的密切配合下，他们通过地下工作关系，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内部相关人员。经过精心策划，这十余名干部被伪装成军调部工作人员，身着国民党军服，持伪造证件，堂而皇之地登上国民党军用运输机。飞机经北平中转后，最终安全降落在延安机场，完成了这次惊险的空中撤离。

与此同时，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1955年授上将军衔）亲自率领谈判小组，与军调部展开公开交涉。经过多轮艰苦谈判，国民党方面勉强同意用火车转运部分伤员至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原军区抓住这一难得机会，由新四军五师组织部副部长袁文（后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带领一批县团级干部，伪装成伤员混入运输队伍。他们于1946年5月成功抵达安阳，顺利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这次伤员撤离行动中，干部们躺在担架上，身上缠满绷带，连负责押运的国民党军医都被蒙骗过去。 对于剩下的200多名中级干部，中原军区制定了更为复杂的步行撤离方案。这些干部被编成若干小组，每组3至5人，化装成商人、农民等不同身份。为确保路线安全，蔡承祖、王锡璋、吴行宾和甘迈等侦察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占区侦察。他们发现国民党官员正忙于战后复员和接收敌伪资产，对路人的盘查相对松懈。这一重要发现为撤离计划提供了关键情报。

在后勤保障方面，中原军区政治部充分发挥统战工作优势，从国民党杂牌军处获取了大量空白通行证，确保每位干部人手一份。时任豫东南地委组织部长的吴行宾（后任河南省委副书记）还组织地下交通员秘密收集各县区乡的路条样式，连夜仿制印章，制作了数百份足以乱真的假路条。这些证件后来在撤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干部的不同背景，军区精心设计了多条撤离路线：知识分子干部多选择从武汉乘船到南京，再经六合或镇江、扬州进入苏北解放区；工农干部则走信阳、郑州至安阳路线；老红军干部则由熟悉地形的交通员带领，徒步穿越封锁线。为帮助干部们适应新身份，军区还开设了为期两周的伪装特训班，教授城市礼仪、经商常识等必备技能。 在物资准备上，董必武同志从武汉秘密运送来大量法币作为路资，武汉市民也自发捐赠旧西装、皮鞋等衣物。这些看似平常的物品，在关键时刻却能救命。比如老红军干部起初不习惯穿皮鞋，经过反复练习才适应；一些女干部则要学习使用口红、香水等化妆品，以符合伪装身份。 撤离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一些老红军干部难以适应放下武器、隐蔽身份的要求。曾任鄂豫边宣传部长的左觉农（1949年病逝）创造性地将路费藏在赶猪的竹竿里，成功通过关卡。而缺乏经验的江仲华（后任湖北商业厅厅长）则在建国大学学员帮助下才完成撤离。

最惊险的当属孝感县副书记马沂的遭遇。她在信阳车站意外遇见叛徒高维乐，对方竟好心提醒她注意另一个叛徒潘道武的动向。马沂临危不乱，凭借过人的心理素质化险为夷。女干部高非和左群带着《七七日报》社长夏农苔（1947年牺牲）的幼子撤离时，遭遇军警搜查。高非急中生智，用一条珍珠项链引开检查人员注意力，保护了孩子的安全。 在主力突围前三天，野战军首长突然要求复查撤离名单。负责此项工作的须浩风（后任湖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林维连夜核对，并机智地躲过宪兵盘查，最终搭乘新华社专机返回延安。这些惊心动魄的撤离故事，展现了共产党人在危难时刻的智慧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