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无锡，有一位姓孙的读者向御史展示了一件珍贵的家族传家宝——一幅据说是皇帝御赐的寿字。这位孙先生小心翼翼地取出这件传世之宝时，御史心中不免产生了疑虑。毕竟在多年的文物鉴定经历中，御史见过太多自称是御赐实则是赝品的案例。然而，当孙先生开始讲述家族历史时，情况变得不同寻常起来。

孙先生似乎察觉到了御史的怀疑，便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显赫家世。他提到两位先祖的名字：孙继皋和孙尔准。这个信息立即引起了御史的高度重视。经过查阅史料，御史惊讶地发现，孙继皋竟是明朝万历年间赫赫有名的状元，官至吏部侍郎；而孙尔准则是清朝嘉庆年间的进士，最终做到闽浙总督的高位。孙氏家族在明清两代人才辈出，确实是江南地区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

关于那幅寿字，孙先生解释道，这是道光皇帝赐予其先祖孙尔准的御笔。更令人信服的是，孙先生还提供了多方查证的历史资料作为佐证。他特别希望御史能够补充一些关于皇帝赐寿制度的专业知识。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御史花费了数日时间查阅大量史料，并决定借此机会与广大清史爱好者分享这一有趣的制度。

赐寿制度在清代是一项重要的朝廷典制。这项传统可以追溯到顺治年间，但当时并不普遍，主要取决于皇帝对个别大臣的宠信程度，且仅限于京城的高官。到了乾隆朝，赐寿逐渐演变成皇帝笼络老臣的常规手段，并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官方称之为赐寿之典。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这项殊荣只授予一品以上的文武大臣。也就是说，只有大学士、尚书、总督这样的顶级官员才有资格获得，侍郎、巡抚这一级别的官员很少能获此恩典。古代人特别重视整寿，尤其是六十大寿，因为在那个平均寿命较短的年代，能活到六十岁已属高寿，七十、八十岁更是可遇不可求。

因此，一品大员在六十岁寿辰时，皇帝通常会赐予特别的赏赐，最常见的就是御笔福、寿字，同时还会赏赐文玩、珠宝、人参等贵重物品。如果是朝廷重臣，赏赐会更加丰厚。这项制度被正式写入《大清会典》，成为朝廷重要的典章制度，整个赐寿过程有着严格的仪式规范。

史料中详细记载了赐寿的流程：先期命内三院卿一人赍赐物至，以御书匾联为冠，余则福寿字、寿佛、如意朝珠、玉瓷铜陈设、蟒袍、绸缎等，无定制。庭中设香案，至大门跪接钦使，鼓乐宫灯前导，随入，立案前。钦使手递如意、朝珠，乃行三跪九叩礼......

道光朝就有不少赐寿的记载：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庭七十寿辰获赐；道光四年，大学士曹振镛七十寿辰获赐；道光九年，尚书黄樾八十寿辰获赐；同年，吏部尚书芦荫溥七十寿辰获赐；道光十四年，曹振镛八十寿辰再获赐。此外，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盛京将军宝兴、两江总督陶澍等封疆大吏也都获得过皇帝的赐寿之典。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先生的先祖孙尔准是在道光十一年六十寿辰时，获赐御书匾额、福寿字及珍玩等物。如果这一记载准确，那么孙先生家中可能原本不止一件御赐宝物，只是历经沧桑，如今仅存这一件寿字了。

赐寿制度不仅适用于官员本人，还惠及官员家属。一品大员的父母在六十岁以上寿辰时，也可享受类似的赏赐。如道光二十七年，兵部尚书何汝霖之母九十寿辰获赐；同年，协办大学士陈官俊之母也获赐。这种对官员父母的赐寿，既体现了皇帝笼络大臣的政治智慧，也彰显了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

有时皇帝也会破例赐寿，如道光二十七年，工部尚书杜受田的父亲虽未到整寿且疾病缠身，仍获赐御书匾额及福寿字。在特殊时节，如皇帝或皇太后万寿节时，也会推恩及臣下的年老父母。咸丰十年和光绪十年都有过这样的特例。

到了晚清，赐寿的标准有所降低，二品官员也开始有机会获得这一殊荣。因此，史料中开始出现侍郎、巡抚、提督乃至总兵获赐的记载。

需要说明的是，御史只是一个清史爱好者，对很多专业问题可能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特别是在文物鉴定方面更是门外汉。最多只能提供一些历史背景知识，无法对具体文物的价值做出专业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