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骨笛，穿越九千年风霜，其声犹在耳畔。而一座墓中五支骨笛同现，刻符缀玉，这已不仅是“礼乐”的萌芽，更是一道文明破晓的锐光。9月5日，从河南郑州举行的“裴李岗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获悉，位于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考古发现“一墓五笛”等遗存，揭示出早在7500年前，中原大地已出现明确的社会分化和礼制雏形。这个新发现，正以“一墓五笛”的独特密码，改写着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这不只是考古学界的振奋，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又一块关键拼图——它告诉我们，这绝非简单的乐器，而是中华礼乐文明在混沌初开之际奏响的第一声庄严序曲。

贾湖，不只是“最早”，更是“最早熟”。贾湖遗址是一处距今约9000年至7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重要遗址。因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七声音阶乐器——贾湖骨笛而备受关注。以往我们常说“五千年中华文明”，而以贾湖为代表的裴李岗时代遗存，正将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大幅推前。正如魏兴涛研究员所指出的，“棺椁制度萌芽”“葬仪初步形成”“社会权力集中”，这些要素都不是原始部落偶然所能达到的文明层级。一座墓中随葬600枚绿松石，五支骨笛伴身，还有带刻度的“度量衡”骨器——这显然不是普通成员所能享有，而是阶层分化、权力象征的体现。贾湖以其惊人的“早熟”，展现出一种迥异于同时期其他族群的文明进阶路径。

礼出于俗，乐通于神。而礼乐制度的背后，从来都是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的镜像。“一墓五笛”并不只是“豪华陪葬”，更是礼制起源的物质见证。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持有五笛、拥有刻符骨器的人，或许是部落的祭司、首领，或是通神的“圣王”。他不仅掌握资源分配权，更垄断了与天沟通的仪式工具。骨笛是用来“通神”的，绿松石是用来“显贵”的，棺椁则是用来“别等级”的——这些元素聚合在一起，标志着社会已从平等氏族走向等级礼制，中华文明独特的“礼乐文化”正由此发端。

贾湖的发现，重塑了我们对文明起源的认知坐标。它并不突兀，而是与后续的仰韶、龙山乃至夏商文明一脉相承。比如棺椁制度，以往认为最早出现在仰韶时期，而贾湖将其提早了两千多年；比如骨笛的音律成就，证明当时已有高度发达的审美与技术；再比如刻划符号，虽未成文字，却已是意义表达的原始努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贾湖，正是这“源远流长”的实迹注脚。

读懂贾湖，方能读懂中国。站在贾湖遗址的黄土上，我们忽然读懂：为什么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因为早在9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已掌握“和而不同”的生存智慧——骨笛的七声音阶包容天地韵律，环壕的营建兼顾防御与生活，社会分化中仍保留集体协作。今天的中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到“美美与共”的文化观，不正是这种智慧的当代延续吗？当我们在博物馆里凝视那支刻着刻度的骨笛，看到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一个民族“礼之用，和为贵”的精神底色。它提醒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单点爆发，而是多元一体、绵延不断的生长过程。贾湖的“早熟”，也隐含了中原文明能持续吸纳、融合并引领周边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既体现在物质层面的技艺传承，更深植于精神领域的礼序认同。

贾湖遗址的“一墓五笛”更是5声叩问，叩问文明的起源，叩问礼乐的初心，叩问我们从哪里来。正如考古专家所说，贾湖是“文明起源阶段的代表性、关键性遗址”，它让我们确信：中华文明的曙光，不是骤然照亮历史长空，而是在贾湖这样的土地上，由先民们用骨笛吹亮、用环壕守护、用礼制滋养，最终汇成照亮东方的文明星河。这，正是考古的意义——让我们在与古人的对话中，读懂自己，读懂“何以中国”，读懂“何以中原”的深刻答案。（大河网河声评论员 邓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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