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解放战争时期的第四野战军政委，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想到罗荣桓元帅。罗帅不仅是公认的我军最出色的政治工作干部，还被誉为“政工元帅”，他的威望几乎无人能及。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四野内部并不止有罗帅一位政委。实际上，还有一位政委虽然极为低调，但资历深厚、威望甚高。他任职时间不算长，因此不少不熟悉军史的人可能对他并不了解。这位被誉为“四野第二政委”的人物，就是邓子恢。他的能力与地位丝毫不逊于罗帅，在军中同样受到高度尊重。

邓子恢并未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但这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当时有几位开国元勋本是稳居大将之列的，比如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以及邓子恢。然而，建国后他们的主要精力逐渐转向党政机关。以邓子恢为例，他早在1952年便离开了四野，出任新中国政府农村工作部部长。根据授衔条例，已经转入政府系统的高级干部原则上不再授予军衔。倘若邓子恢仍留在军中，以他的资历与贡献而言，不仅能入选大将之列，而且排名极可能位居前列。

邓子恢1926年入党，在我党早期干部中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一类。他曾远赴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因此在理论素养与实际工作能力上都表现突出。他尤其擅长财经与后勤工作，这在红军初期尤为宝贵。彼时我党我军最缺乏的，正是像邓子恢这样既有文化，又能统筹后勤与财政的干部。相比于一线冲锋陷阵的武将，这类人物甚至更加稀缺。邓子恢在红军时期曾领导福建境内多次农民起义，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与张鼎丞、谭震林等人一道坚守闽西，顽强抵抗敌人。虽然他未能参加长征，但在南方坚持斗争的艰辛远超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正是有他们保留了南方红色火种，才为日后新四军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中央苏区，邓子恢历任财务部长与经济部长，为中央红军的壮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与财政保障。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进入新四军担任要职。皖南事变前，他任军政治部副主任，事变后则升任政治部主任。在这一时期，他的上级地位凸显：当时粟裕只是第一师师长，后来开国大将中排名第三的黄克诚也不过是师长级别。而邓子恢则统筹全军政工工作，可见其地位不容小觑。解放战争初期，他担任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而粟裕仅是副司令员，从这一关系就能看出，邓子恢在军内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倘若他在1955年参与授衔，毫无疑问必定是大将，且名列前茅。

那么，他又是如何成为第四野战军的第二政委的呢？事实上，在解放战争大部分时期，邓子恢主要在山东工作，分管华东军区的后勤与财经事务。他曾任华东局副书记，直接保障华野的作战需要。山东是战火频仍的主战场，华野能与国民党精锐部队长年对峙，靠的不仅是指挥作战，更是充足的后勤供应。邓子恢协调东北兵工厂源源不断地将炮弹运往山东战区，确保华野在激烈的拉锯战中不缺军火，这一贡献极为关键。

1949年平津战役结束后，四野原有的“林罗刘”指挥体系需要调整。当时罗帅已与癌症斗争十余年，身体状况不容乐观，需要休养治疗。中央遂决定派遣另一位优秀的政治干部与林彪一道率领四野南下。邓子恢当仁不让，于1949年5月出任四野第二政委，实际主持政工全局。他不仅为大军南下、解放华南地区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还直接领导谭政等人。当时谭政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来在开国大将中排名第五，也曾是邓子恢的直接下属。

因此，提及四野政委时，不应只记得赫赫有名的罗荣桓。邓子恢作为四野的第二政委，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他既是卓越的政工领导，又是我党我军后勤保障的顶尖干才。建国后，他更是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极致，推动新中国农业、财经与农村改革事业的发展。邓子恢晚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国级领导人，继续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他无疑是一位应被历史铭记的开国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