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描绘的大同蓝图，不是虚悬的乌托邦，而是一种可被经验检验的治理取向：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厚生保民。龙耳东的陈帝五卷传记——《陈武帝传》《陈文帝传》《陈废帝传》《陈宣帝传》《陈后主传》（统称“陈帝5传”，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于2021年4月、2022年、2025年出版）正是以这一古老理想为标尺，重新勾勒南朝陈从废墟起步、修复秩序、守护文脉的历史轨迹。

一、为什么重读陈朝：从“短命王朝”到“秩序修复”

在大众记忆里，南陈朝常被等同于“偏安与灭亡”。龙耳东却将镜头拉近：

战乱余烬未冷、财政与人口凋敝，陈朝首先面对的是“让社会重新运转”的基本命题。

与其说它要建立伟业，不如说是在最小代价下恢复公共生活的常识政治：轻徭薄赋、修水利、稳粮价、重教育，先保生计，再谈理想。

这恰是“大同”的现实切口：公共性优先——使更多人有被看见、被扶持、被参与的机会。

二、五帝接力：理想的不同侧面

“陈帝5传”像一幅接力长卷，五位帝王在不同局势下，给“大同”这个古老词条注入各自的注脚。

1. 陈武帝：在废墟上立起“可运转的国家”

陈霸先以军功起家，却不以武功自矜：

打破门阀垄断，推重“唯才是举”，让经、政、文、武都成为上升通道——公平性的起点。

宽简节用、约己修政，把资源从奢靡与内耗中抽离，投向农业与治水——公共性的落地。

对多族群采取整合与结盟，和而不同地稳住边地人心——多元性的尝试。

2. 陈文帝：把常识政治做成制度习惯

“天嘉之治”的要义不在标语，而在治理的韧性：

整饬吏治、重农恤学、减轻苛耗，让社会回归常态；

以礼乐教化托举秩序底座，让人心“沉住气”。

这是对“大同”的“日常化”：把理想变成可重复执行的制度动作。

3. 陈废帝：少年之君与秩序的维持

陈伯宗的短暂在位，被权力角力所裹挟。龙耳东的书写并不粉饰：

他性情宽厚、遵礼守制，努力维系名分与制度的体面；

却难以压住宗亲与士族的结构性张力。

在“制度尚未巩固”的阶段，他的意义更像秩序的守护者而非开创者。

4. 陈宣帝：在“求稳”与“求进”之间

太建年间，陈顼既续行轻徭之政、汇聚人才，又怀“以进为守”的北伐之志：

有视野、有手段，但国力与地缘约束让理想多遭折返；

价值在于不向颓势让步——让国家保有向上的可能性。

5. 陈后主：文化高光与政务失衡的张力

陈叔宝的时代，文采风流与政治失衡同框：

他重文近士、广纳词章，使江左文脉至晚期仍光照；

军政统筹乏力、边防失守，终致社稷不支。

龙耳东的判断并不绝望：江山虽失，文脉不绝——隋初整饬礼乐制度、吸纳江南乐舞与人才，唐代再度繁荣，南朝文化转身进入更大的时代。

三、“大同”的三条治理线索

把南陈五帝合而观之，能看见“大同”在陈朝语境中的三条清晰线索：

公共性：以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稳定民生为优先议题，让社会先活起来；

公平性：以“唯才是举”撬动门阀结构，扩大社会流动的入口；

多元性：在多族群、多地区的现实中，寻求合作式秩序，而非同质化压制。

这三条线索并未让陈朝“无敌于天下”，却让它在极限资源下最大化地修复了秩序与人心。

四、从南陈到隋唐：文明薪火的延续

“亡国”与“亡文明”并非同义。南陈亡国之后：

制度与人才并入新王朝的礼乐与文官系统，江南的审美与技艺融入隋唐更宏阔的秩序；

文学、音乐、书法与园林趣味的南朝传统，在唐代获得二次腾跃。

这说明：政治版图的更替，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命脉的断裂。陈后主未能守住疆域，却在客观上守住并传递了文明的火种。

五、陈朝与“封建王权”之别：协作型治理与公共理想的共建

与人们印象中的“家天下式”的封建王权不同，陈朝在制度与风气上呈现出一种更具协作性与公共导向的治理面貌。其关键不在“让位”，而在让能——让更多能担当公共事务的人进入决策与执行的链路。

用人逻辑的转向：打破士族门第，起用真才实学的贤能人才。陈霸先打开“唯才是举”的通道，经、政、文、武皆可入仕，削弱门阀对权力的围猎。这种“扩大参与入口”的安排，使国家不再只是王权与世族的合谋，而是君臣—士大夫—专业官僚共同运作的机制雏形。

公共理性的抬升：重文教、厚礼乐、修水利、稳粮价，皆是将治理回归“可被多数人感知与受益”的议题。徐陵、沈炯、顾野王等文化与学术群体，以学术整理、典章修缮、文辞外交等方式参与治事，使“文化力”直接服务于“国家力”。

讨论空间的存在：陈朝并未形成近代意义的代议制度，但廷辩、上书、群臣论事相对通畅，谏诤并非虚设。决策虽出于皇权，路径却需要经由士大夫的论证与执行，这种“以学术与专业匹配权力”的路径，是对“大同”理想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现实化回应。

社会层面的协作：对多族群与地方豪右以“和而不同”的方式整合，结合基层的宗族自治与互助传统，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缝合的秩序修复。这种协作结构未必强势，却具韧性：能在资源有限时维持社会运转、守住文明底座。

因此，陈朝不是对封建王权的简单重复，而是一场由君臣、士大夫与文化人共同参与的大同实践：以有限的权力与财政，最大化公共利益；以礼乐与学术支撑秩序；以人才机制打通向上通道。它并未抵达理想的彼岸，却把“大同”从抽象愿景拉回到可操作的治理现场—这正是其历史价值所在。

结语：把理想落在可操作的现实上

“大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套可执行的治理优先级：

先稳生计，再修制度；

先开入口，再促公平；

先求和合，再谈扩张。

龙耳东的“陈帝5传”，真正动人之处在于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以文明的存续能力评判历史。当我们合上书页，也许会更懂那句古语的现代含义：

理想的光，不在彼岸，而在我们一次次把瓦砾清走、把规则补齐、把人心安定的日常里。（文：孙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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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礼记·礼运》。可据中哲网与维基文库通行本参校，见“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陈书》（唐·姚思廉撰，三十六卷）。含本纪、列传与“儒林”“文学”等门类，检索入口可见。

《南史》（梁陈等南朝通史）。陈本纪（上、下）及相关列传可据数位古籍库。

《资治通鉴》卷173—176（陈纪七至十），综贯陈宣帝晚期至陈后主亡国前后大事。

《隋书·志》：有关礼乐承袭与“清商署”等制度之记载，见卷十五等。

《晋书·刘毅传》：九品中正制之批评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最早权威出处。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讨论隋唐礼仪、乐制、官制等渊源，强调梁陈遗续的重要性。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大出版社等多版），讨论东晋—南朝门阀政治结构，为理解陈朝社会流动与“破格用才”的背景提供参照。、

魏晋九品中正制研究（文章与教材条目）：系统梳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语境与史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