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义登基为帝，成为宋太宗时，正值“烛影斧声”的历史背景下，这一事件颇具戏剧性。其继位过程的复杂性和其中的政治斗争成就了宋代历史的转折点。

宋太祖开创的“亲兵卫士”制度，长期以来为后继的君王所继承和发扬。特别是在太宗继位后，他不仅对太祖时期的政治原则做出了高度概括，还明确表达了自己所期许的政策方向。太宗深知治国安邦的重要性，因此保留并提升了部分太祖时代的将领，继续利用这些熟悉的军官来稳固自己的政权。例如，他对殿前都指挥使杨信和殿前都虞候李重勋进行优待，分别赏赐他们白银600斤和300斤，以此作为对他们忠诚的回报。

然而，随着太平兴国三年的到来，杨信和李重勋相继去世，继任的管军大多是太宗在殿前都虞候时期的亲信部下，如崔翰、刘廷翰、范廷召等人，他们逐渐接替了前任的职位。此时，管军的任命渐渐趋向僵化，逐渐形成了一种“循资格”、“循次稍进”的体制。这种固定的晋升模式，逐渐暴露了它的弊端，特别是在面临外部威胁时，无法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调整任命。像葛怀敏这种无兵法经验且性格懦弱的将领，尽管“天下皆知其不可”，却依旧因“循资格”而被任命为对抗西夏的主力军官，结果在定川寨一战中，宋军全军覆没，葛怀敏也因此丧命。

除了按资升迁，宋太宗在选拔管军时，还偏重拔擢亲卫、外戚等靠近皇室的群体。在经历了高粱河的失败后，太宗开始更加注重防范内外的威胁，并力求通过立法确保政权的稳定。他的防弊思想体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在991年的一次与近臣的谈话中，太宗表达了自己对于“防弊”的重视，并表示会优先任用那些熟悉且可靠的亲兵卫士来掌控军权。

事实上，太宗在即位后，迅速提升了亲卫和曾在潜邸时期跟随过他的侍卫们的职位，这些人不仅成为了太宗信任的亲军力量，还享受了较为迅速的晋升。例如，傅潜这一人物，太宗在其仍为藩邸时便已开始重用，先后升任殿前都虞候、殿前副都指挥使等重要职务。王昭远也是如此，因早期受到太宗的亲遇，升迁更是迅速。最终，这些亲兵卫士凭借对太宗的忠诚与信任，逐渐掌控了军权，并逐步成为北宋朝廷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到了真宗时期，宋朝的政治体制开始趋于保守，继续延续太祖、太宗时代的做法，殿前司管军的任命依旧偏向那些曾在潜邸时期效力的亲卫们。尤其在真宗时期，亲卫将领不仅在军事上继续巩固着权力，还逐渐形成了“祖宗之法”，这种制度也因此成为了宋代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

然而，随着宋仁宗的即位，这一模式开始遇到新的挑战。仁宗即位时年仅十三岁，权力由皇太后刘氏代行，而朝廷中的军权问题则继续沿用着真宗时期的做法，很多曾在襄邸期间担任亲卫的将领，如杨崇勋等人，继续在其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尽管仁宗有时会听从文官的劝谏，撤回一些高位任命，但在军事管辖方面，他依旧坚持使用外戚的方式任命一些亲信担任要职。张孜、李用和等外戚的超升，彰显了仁宗对外戚势力的倚重，这也成为了当时宋朝的一大特色。

总的来说，宋朝的政治体制在继位的君王手中逐步固化，通过亲卫与外戚的任命方式，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官僚体系，尽管这种方式在外部战事中屡屡遭遇挑战，但依然延续了几代的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