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阳，一位农民在耕作时意外地挖出了一块唐朝时期的青石墓志。这座青石墓志的出土，表面上看似是普通的考古发现，毕竟作为唐朝和武周王朝的东都，洛阳出土唐代古墓和文物并不罕见。然而，这块墓志的标题却与众不同，令人感到非常特别。墓志的标题没有像通常那样位于首行，而是出现在末尾，题为《大唐故光禄大夫行太常卿使持节熊津都督带方郡王扶余君墓志》。

在这份墓志中，提到的“光禄大夫”和“太常卿”是汉朝沿用至唐代的传统官职，听起来颇为古老而威严。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熊津都督”这一官职，这个职务显得特别突兀，因为“熊津”并不在中国境内，而是位于今天的韩国忠清南道，位于半岛的西南角。

墓志的主人到底是谁呢？从墓志中摘录的一段关键信息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公讳隆，字隆，百济辰朝人也……祖璋，百济国王……父义慈……显庆之始，王师有征。公远鉴天人，深知逆顺……而马韩余烬，狼心不悛……以公为熊津都督，封百济郡公……翦灭奸匈……寻奉明诏，修好新罗……春秋六十有八，薨于私第……以永淳元年岁次壬午十二月庚寅朔廿四日癸酉葬于北芒清善里礼也”。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墓主名叫扶余隆，身份是百济第三十一代国王扶余义慈的王子。百济是韩国历史上的一大政权，源自三韩之一的马韩，所以，扶余隆毫无疑问是正统的韩国王子。历史记载显示，在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三月，百济国不顾唐朝的劝告，联合高句丽进攻新罗，唐高宗命令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领十万大军进行讨伐，并于同年七月灭掉百济。此时，百济国的上至国王、下至将领和亲族一万余人被押送到长安。唐朝随后将百济故地划分为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和带方州六个行政区域。

扶余隆的事迹，在史书上并没有详细记载，几乎完全是从新旧《唐书》中的高宗本纪条目中零散提及。因此，墓志中对扶余隆的生平记载，对我们理解唐朝时期的历史和人物提供了珍贵的补充。根据墓志的描述，在唐军主力撤回后，“马韩余烬”向日本的齐明天皇求援，唐朝为此派出了2.7万精兵，在此基础上，日本扶余丰被立为新王，并开始了反唐战争。

然而，墓志中的一段重要信息透露了唐朝的决策智慧。唐高宗决定派遣扶余隆担任平叛大军的副帅。显然，扶余隆成为了百济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当时百济国的国王扶余义慈病逝，而扶余隆接替了父王的职位，领导百济进行反唐战斗。通过扶余隆的到场，百济的反抗势力迅速崩溃，曾效忠百济的将领如黑齿常之、沙吒相如等人纷纷投降唐朝。最终，在白江口的战役中，日军大败，扶余隆帮助唐朝实现了“翦灭奸匈”的战略目标。

在战事稍有平息后，唐高宗将扶余隆召回唐朝，并以“陪觐东岳”（陪同封禅泰山）为名任命扶余隆为熊津都督，手握百济故地的军政大权。扶余隆的归唐举动，不仅体现了他对唐朝的忠诚，还进一步巩固了唐朝在东北亚的影响力。他在墓志中的记载，揭示了唐朝如何通过巧妙的战略安排来实现其对东亚局势的控制。

扶余隆墓志的出土，对于我们了解唐朝在东北亚的战略智慧具有极大的价值。此外，它还纠正了韩国史书中的一些错误，尤其是《三国史记》所记载的百济太子是扶余孝，而非扶余隆。墓志的内容清楚地表明，扶余隆一直忠于唐朝，从未逃亡高句丽。历史还显示，扶余隆的后代继续忠于唐朝，直到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扶余隆的后代扶余准出使吐蕃时，虽然被扣留长达30年，却始终没有投降吐蕃，这一事迹堪比古代英雄苏武被困匈奴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