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长江流域文化，对于从总体上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及其独特的贡献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万里长江，发源于雄阔壮美的青藏高原，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滔滔江河，以一泻千里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越过巴蜀，来到江南，最终注入东海。从区域文明和文化地理角度大体可以将长江流域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大段。长江上游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包括今成都、重庆、云南北部以及贵州东部等地。我们应当如何认识长江上游文明的特点及其与中华文明之间多元一体的关系呢？

其一，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自成体系，独具特色。先秦时代，处于文明起源阶段的长江上游地区早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已经诞生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宝墩文化，以及重庆峡江地区的丰都玉溪下层文化、上层文化、大溪文化和中坝文化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进入青铜时代，长江上游地区接续新石器时代先后出现了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主体为十二桥文化）以及曾被学术界称为“晚期巴蜀文化”的“船棺葬文化”，时代从二里头时期、商代晚期延续到西周早期、春秋战国等各个历史时期。虽然当中还有一些缺环，但总体上看其文化发展的脉络是自成体系、持续不断的。以三星堆为代表的长江上游青铜文明上接宝墩文化，下联金沙文化，自成体系，延续不断。三星堆文明已经向世界展示出她独特的创造性特性，高大的青铜神树、青铜神坛（祭坛）和青铜神像，以及成群的青铜人头像、青铜神面具、黄金制作的面具和权杖等器物群，不仅改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知识图谱，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古代先民富有极其浪漫、极具想象力的艺术创造，在神灵、祭祀和偶像崇拜等方面提供了和世界古代文明之间进行比较互鉴的绝佳样板。

其二，长江上游文明虽然不是中原文明的简单分支，却与中原文明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与交流。以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群为例，虽然出土了大量具有浓厚本土色彩的器物，但当中的青铜尊、青铜罍与中原青铜文化中的同类器物从器型到纹饰上都极为相似。在一些纹饰和装饰性图案上，除了模仿中原系统青铜器之外，更与长江中游湖北、湖南等地青铜器相似，例如在青铜器体表面分铸合体而成立鸟、羊头（牛头），以青铜器的扉棱作为合范之处，等等，都显示出三星堆与黄河、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间的交往和联系，甚至不排除三星堆的青铜工艺直接受到长江中游荆楚地区的影响。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如牙璋、玉璧等器物，都与黄河、长江流域的史前玉器属于同一体系，是中国史前玉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星堆祭祀坑中前后出土的青铜尊，从制作工艺上看，都采用了与中原青铜器相同的铸造法，即“泥模块铸法”。在文献上，也可以观察到长江上游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的联系，如甲骨文中曾有“蜀”字，对其地望虽然颇存争议，但一直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的发现与“西蜀”有关。长江上游的青铜时代文明虽然是源自当地的新石器时代，但在其发展进程中也不断吸收了来自中原、长江中游、西北等不同地区的文化因素，体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演进历程。

其三，长江上游文明以其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局部整合，最终汇入秦汉大一统王朝国家，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长江上游的中国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古代巴蜀、滇、夜郎、邛都、昆明等民族，由于西南山地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大分散而小聚居”，散布于深山密林之中，直到秦汉以后，才逐渐融入中原文化体系之中。自从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之后，秦以巴蜀地区作为战略根据地，顺长江而下灭强楚，最终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大业。汉武帝时期，通过对“西南夷”地区的几次大规模开发，先后在巴蜀、滇等地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在益州设立“文翁石室”推行汉文化教育；同时，又灵活地在西南地区继续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授予“滇王之印”，以“双轨制”实施中央集权的有效治理。近年来，云南晋宁石寨山河泊所发现的汉晋益州郡治治所，与滇王墓同处一地，出土了大量印章、封泥、木简等文书，真实再现了汉代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采取的若干具体举措。巴蜀和“西南夷”地区在秦汉时期逐步实现了局部整合，并最终融入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

其四，长江上游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镇，对于中华文明吸收外来文化具有特殊的地位。长江上游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东通长江中下游，南接印度、东南亚，北邻秦巴山脉，西靠青藏高原。考古证据表明，早在距今约15万年前，青藏高原东麓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皮洛遗址，就打破了传统的所谓“莫维斯线”，发现了典型的“手斧三件套”，为高原东麓旧石器时代人群的迁徙移动路线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东西方旧石器时代工艺的交流互动提出了新线索。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明，向外输出蜀地生产的丝绸，同时也引入了海贝、朱砂、象牙等各类外来物品，甚至不排除其已经参与到跨欧亚文明的交流互动之中。秦汉王朝时期，长江上游地区以益州成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向外输出丝绸、漆器、铜镜等贵重物品，同时也将早期的佛像、大型的带翼神兽天马、狮子等纳入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当中，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

作者：霍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