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中后期，皇帝们面临着严重的税收问题，然而他们并不像朱元璋那样敢于采取极端手段解决问题。朱元璋能够大刀阔斧地清除异己，根本的原因是明朝的税收体系本身存在诸多缺陷，且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建立税收体系不仅仅是处理内政的一个环节，还需要紧密配合国家的外部战略，同时还受到不同利益团体的影响。

为什么老金这么说呢？西欧的税收体系和议会制度与战争的推动密切相连。西欧各国的扩张型战略不断碰撞，国内各个团体也不断博弈，税收体系的形成正是这种博弈的产物。税收制度本身并非静态，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初期设计良好的静态体系，如果不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就很容易在后期崩溃。因此，明朝的税收问题，不是简单的内政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政治、战略与社会各方面互动的复杂问题。

举个例子，就像信号处理中虚数的作用一样，虽然我们看不见它，但它在很多重要的计算和分析中至关重要。明朝前期的中央政权实际上是强有力的，能够有效地掌控全国。但到了后期，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尤其是在万历年间，朝廷的权力被东林党等地方势力侵蚀，中央变得名存实亡。万历初期的张居正一度恢复了中央的权威，但随着他改革的失败，朝廷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失去了真正的实权。到了崇祯时，东林党已成为几乎掌控了整个政权的强大势力，而皇帝自己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平衡各方势力。

与此同时，朱元璋的权力基础完全不同。作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军事才能打下了坚实的江山，还通过高度集中的权力和政治斗争，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朱元璋拥有足够的权威和手段，清理掉了所有威胁自己政权的人，包括郭子兴的旧党、朝廷的政敌、新兴的勋贵阶层等。他不择手段，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斗争，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正因如此，朱元璋可以随意处置那些对他不利的人，甚至是最强大的军方大佬，如冯胜和傅友德，也难逃他的打压。

但是，到了明朝的后期，新上任的皇帝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局面。那些与东林党和宦官集团有着紧密联系的权力阶层，早已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即使新的皇帝有意改革或清除某些权力集团，也很难做到，甚至无法有效应对这些利益集团的反抗。像崇祯一样的皇帝，在试图通过打压宦官来恢复朝廷平衡时，反而加剧了政治的混乱，导致了朝廷的垮台。

朱元璋能通过极端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首先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权力和合法性，作为开国皇帝，他的地位无人能及。相反，继位的皇帝往往没有同样的权力和社会支持，想要铲除那些有影响力的政敌，往往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引发新的政治危机。

这一点也可以与西晋时期的司马炎做对比。虽然司马炎是开国皇帝，但他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却常常受到制约。出兵受到阻挠，甚至连杀个人的权力都受到限制。司马家虽然是曹魏的继任者，但继位后的政治斗争远比开国皇帝艰难得多。

总而言之，朱元璋能够成功地压制一切异己，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权，这与他在政治上的高超手腕，以及当时整个国家的局势密切相关。而后来的皇帝，则因为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难以复制这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