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中国历史的浩瀚长河中，许多帝王的评价往往无法被简单归纳，但总能根据他们一生的功绩给出相对公平的评价。然而，秦始皇却是个例外。他的成就前所未有，开创了许多历史性的伟业，以至于后代的帝王都不得不以他为榜样，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尽管如此，这位雄图一时的帝王，却因某些被认为是“滔天罪行”的行为，成为了无数人指摘的对象。

对于秦始皇的批评，通常集中在他大力进行基础建设的举措上，比如修建长城、直道和灵渠等。这些被视为“基建狂魔”的工程，虽然确实为国家带来了巨大改变，但也付出了沉重的民力代价。许多人指责他逼迫百姓劳作，导致社会的苦难和百姓的呻吟。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浩大的工程在当时为国家的统一和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基建”成就了今天我们所享有的便利与繁荣。如果没有秦始皇的“狂热建设”，历史的进程可能会截然不同。所以，秦始皇的功过难以简单评定，然而真正让他声名远扬、备受争议的一个事件，便是他发动的“焚书坑儒”之举。

根据《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秦始皇在其统治末期下令焚烧书籍，并迫害术士。司马迁在其中提到，“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这段历史成了许多学者争论的焦点。一方面，历史上确实有一些“术士”因传言帝王不死之术而被坑杀，但这些“术士”并非儒生，而是一些凭借言辞技巧和迷信之术行骗的伪术士。若这些人被惩罚，似乎也并非秦始皇的暴虐行为，毕竟这些人犯了国法，且欺骗了皇帝。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提到有儒生被杀，只是说“坑杀异人”。这一点表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并非对整个儒家学派的清洗，而是对某些伪术士的惩罚。在西汉初期的文献中，也并未特别提到儒生受害的具体细节。《汉书·儒林传》中的表述为：“直到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冰法，六学此后缺矣。”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坑儒”一说并没有实际的依据。

关于“坑儒”事件的讨论，直到东汉时期才逐渐流行开来。那时，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法家学派的影响力开始衰退。因此，儒家学者可能因种种原因对秦始皇的统治进行抨击，将他塑造成一个暴虐、冷酷、无情的暴君。尤其是在后来的历史写作中，许多人夸大了秦始皇“坑儒”的事件，甚至称他曾通过欺骗的手段，将数百名儒生诱骗到骊山后予以杀害。

然而，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合理。首先，秦始皇在当时的权威地位几乎是无可匹敌的，他不需要通过欺骗手段来对付一群儒生。只要下令，便可直接执行。而且如果秦始皇真想要彻底清除儒家思想，恐怕也不会仅仅杀害几百名儒生，而是会采取更加直接的手段。实际上，历史记载中的“坑儒”事件，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根据《史记·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焚书的对象是民间收藏的“百家语”，而非专门针对儒家思想。总的来说，秦始皇确实有过针对少数伪术士的惩罚，但并非如后代所传的那样大规模屠杀儒生。

尽管关于秦始皇是否真的大规模“坑儒”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毫无疑问的是，秦始皇对于儒生的排斥和不满是有史可查的。他所推崇的是法家思想，认为法治能够统一天下，因此他对儒家推崇的“仁义”治国理念深感不屑。而儒生大多来自六国遗老遗少，他们与秦始皇的治国理念天然存在冲突。因此，秦始皇对这些儒生的排斥甚至惩罚，是可以理解的。在秦始皇死后，儒家思想逐渐崛起，而儒生们为了复仇，自然会夸大秦始皇的过错。

综上所述，虽然“坑儒”事件存在较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秦始皇的治国理念和他与儒家学派的矛盾，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他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