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朱允炆认为推恩令并不适合他那个时代的局势，既没有必要执行，也没有合适的前提条件。

首先，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推恩令。推恩令是汉武帝在主父偃的建议下颁布的一个重要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目的是改变诸侯国的继承制度，原本嫡长子继承所有封地的做法被修改为诸子均分封地。这一举措的核心理念就是“分化”：将大国分割成小国，这样小国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与力量，便无法威胁中央的权力。最终，分封制逐渐被彻底改变，转变为中央集权制。

从理论上讲，这个政策看似简单，但要实施成功却有个前提——即各诸侯国在听闻这一政策后，不会立刻起兵反抗。换句话说，中央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能够对各诸侯国形成威慑，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从而顺利接受这种较为温和的“削藩”措施。

事实上，自从西汉建立之初，分封制就一直困扰着汉朝的统治者。汉高祖刘邦担心异姓诸侯王会造反，在他晚年，陆续剿除掉大多数强大的异姓王国，只留下了一个较弱的长沙国，其他的都由刘姓王子继承。到了汉文帝时期，刘姓诸侯王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强大，齐国、吴国、楚国、赵国等大国的领土总面积已足够形成对汉朝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名士贾谊给汉文帝提出了一个策略：“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意味着要削弱诸侯王的权力，将其分割。虽然汉文帝知道这一点，但他并未急于推行分化政策，而是采取了较为谨慎的做法，逐步实施这一策略。

在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他因赵幽王过世后只留下两个儿子，认为不能偏袒长子，因此决定将赵国的一部分土地划分给次子，建立了河间国。随后，淮南厉王造反并身死，文帝感叹自己并不贪图淮南的土地，于是将淮南厉王的三个儿子分别封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通过这些做法，汉文帝不仅分割了大国，还利用感情手段，悄悄削弱了各诸侯王的实力。与汉文帝相比，汉景帝继位后直接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土地削减措施，最终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但由于文帝提前进行的布局，七国的势力分布导致了各国难以联合起来对抗中央。

汉武帝的推恩令，正是在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前期经验基础上实施的。当时，诸侯国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几乎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反抗。因此，推恩令的实施能够顺利推动中央集权的建设。

到了明朝，情况则完全不同。明朝的分封制自始至终就存在极大的局限。明太祖朱元璋在分封政策上极其谨慎，他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将自己的子嗣分封到边疆重镇和重要城市，并配备了护卫军。尽管如此，王府所在地依然由中央派遣官员治理，王子们的军事粮饷也由中央统一调配，而非由他们自己决定。在朱元璋晚年，他对诸王的夺位问题感到越来越忧虑，在遗诏中明确规定：“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这意味着诸王实际上没有多少独立权力，其军队也受到严格限制。尤其是朱允炆继位后，手中握有大量京师驻军，而诸王的护卫军人数远远不足以对抗中央。即使诸王联合反叛，朝廷也可以先消灭较弱的藩王，再逐一对付强藩。

尽管如此，明廷并非全力支持暴力削藩的做法，一些官员建议仿效推恩令，通过温和的方式削弱藩王的权力。高巍在《明史·高巍传》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方案：将北方藩王的子嗣分封到南方，南方藩王的子嗣分封到北方，从而使得藩王的权力因地域分散而削弱。这一提议实际上是利用“兵分两地”的策略，避免藩王的军队过于忠诚于自己。

然而，朱允炆最终选择了直接的暴力削藩。他废除了周王的王位，将燕王监禁，扣押齐王，逮捕代王，甚至让湘王因恐惧而自焚。朱允炆的削藩行动遵循了“先弱后强”的顺序，但强大的藩王们自然不会轻易坐视，最终燕王朱棣发动了叛乱。尽管起初处于劣势，朱棣却凭借侄子的支持，最终夺取了皇位，改变了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