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清朝嘉庆年间的石碑，这块石碑的内容，引起了不少游客的注意。石碑上刻着三十六个字：“官箴”：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段话看似简洁，却传递着深刻的道理。人们常常认为，这块碑的立碑者一定是位公正廉明的官员，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块石碑出自颜伯焘之手，他是清朝陕西延榆绥道台的官员。颜伯焘之所以立下这块碑，是想借此宣扬自己为官的“公正”和“廉洁”。但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真心信奉这些道理。史书上却曾提到，他“娴习吏治，所至有声”。从这些字句看，似乎颜伯焘的政绩得到了认可，他是不是个好官呢？然而，历史中的他并没有像这些赞扬所说的那样被称道。虽然他在陕西任职时有一定声誉，但他的后来的行为却让人对他的“公正”和“廉洁”产生了疑问。

颜伯焘的家族三代为官，曾祖父颜希深是乾隆时期的重要官员，曾负责乾隆帝的巡访事务。乾隆帝对颜希深的表现非常满意，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并安排他担任云南巡抚，享受了封疆大吏的权力。而颜伯焘的父亲颜检也不乏政绩，他的直率个性反而得到了嘉庆皇帝的青睐，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如此看来，颜伯焘的家族背景显赫，父辈们的成就不小，他当然不想甘于平庸。颜伯焘在嘉庆十九年考中进士后，先后担任过诸如督粮道、布政使等重要职位，并逐步走上了显赫的官场之路。相较于祖父和父亲，他的官职看似更高，担任过云南巡抚、云南总督、闽浙总督等职务。

尽管如此，颜伯焘的名声并不如父祖般显赫，甚至比他性格直率的父亲还要差。在他年轻时，他的言辞常常夸大其词，总喜欢“大放厥词”，无论情况如何，他总能以一种极为自信的口气表态，至于能否做到，后续再说。这种“唱高调”的风格，在面对复杂的政务或战事时，显然是致命的弱点，尤其在战争中，盲目的自信更可能带来灾难。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英之间围绕厦门的争夺展开了三场战斗。前两次的战斗，由邓廷桢指挥，但结果并不理想。到了第三次，颜伯焘被调到了前线，接手了这场战争。彼时，朝廷内的官员分成两派，支持与反对战争的各有支持者。颜伯焘坚定地认为，英国不过是蛮夷之国，他确信只要派兵上阵，英军就必定能被打败。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主战派的阵营中，公开称英军不过是“土鸡瓦狗”。然而，只有在前线的士兵们才知道，颜伯焘的话不过是空话而已，清军的力量根本无法与英军对抗。

经过前两场战斗的失利后，朝廷决定调整战术，命颜伯焘从云南调任闽浙总督，派他亲自指挥抗英的战斗。尽管颜伯焘满口豪言，却在真正面对战事时显得手足无措。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靠朝廷拨给的资金，修建了更多的防御工事，把厦门建设成了海防要塞。这个工程耗时五个月，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依旧没能改变厦门战斗的结局。

1841年8月，英军舰队按计划进攻厦门。其实，英军的任务并非真正要攻占厦门，而只是为了展示实力，迫使清廷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然而，颜伯焘投资重金建造的防线，仅在英军的压力下坚持了两个小时。随着清军的撤退，英军顺利上岸，并轻松占领了厦门。面对这一耻辱，颜伯焘竟在公开场合与另一位将领一起“痛哭流涕”，这一幕令后人感到极为羞耻。哭泣过后，他和其他官员匆忙逃离，只留下了空城。

尽管颜伯焘的失败惨痛，他依旧在向朝廷汇报时大言不惭，宣称自己击沉了六艘英舰，然而这一切都是虚假的报喜不报忧。道光帝从英国使者处得知的战况，比颜伯焘的报告更为真实，最终颜伯焘因未能有效应对战局而被免职，返回家乡。

回乡后，颜伯焘的生活依然奢华，完全不符合“廉洁”的标准。根据漳州官员张集馨的记载，颜伯焘返回家乡时，排场极为奢华，随行人员超过三千人，其中有八个妻妾，每人都要抬着大轿，随行的保镖也不计其数。颜伯焘一行人在漳州停留五天，花费高达一万两银子。如此奢华的开销与他作为一名总督的收入显然不符，说明他并非一个廉洁奉公的官员。

总的来说，颜伯焘不仅在政治上无法满足“公正廉明”的标准，他在军事上的表现也严重失职，甚至在面对战败时显得极为无能和懦弱。虽然他自诩为一个“公正廉洁”的好官，但实际情况完全相反，最终甚至因自己的失败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