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蒋鼎文与汤恩伯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焦点，尤其是在一战区，两位司令长官的关系尤为引人关注。外界普遍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化解，二人似乎始终处于对立的状态。然而，身为汤恩伯多年心腹的吴绍周在回忆录中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内幕：汤恩伯与蒋鼎文之间的矛盾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激烈。实际上，二人更多的是通过刻意制造冲突的假象，来让蒋介石放心。这一内幕令许多人大感意外。

想一想也合乎情理，汤恩伯一直以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学生自居，他怎会在蒋鼎文面前故意使其难堪呢？如果汤恩伯让蒋鼎文难堪，实际上是在让蒋介石尴尬，这显然不是一个精明的将领会做的事。汤恩伯虽然与蒋鼎文之间存在一些摩擦，但更多的是工作上的小碰撞，而非深刻的对立。毕竟，身处同一阵营，难免会有些意见不合，但这种冲突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尖锐。

吴绍周认为，只有那些深入了解内部情况且具备敏锐洞察力的人，才能看清二人关系的真相，而他恰恰就是这种人。汤恩伯虽然外形粗犷，给人一种像是身经百战的伙夫的印象，但实际上，他极为精明。在许多事上，他能够巧妙地操控局面。尤其是在他与蒋鼎文之间，展现出一种特意制造矛盾的策略，目的是让蒋介石能够安心。汤恩伯与蒋鼎文都是蒋介石的亲信，二人非常了解蒋介石的心理：蒋介石希望手下的将领既能保持一定的合作，又不希望他们过于团结。过于一致的团结，可能会失去控制。只有保持微妙的矛盾，蒋介石才能像裁判一样掌控局面。

而这一切，吴绍周认为正是蒋介石所谓的“驭下之术”——即通过平衡不同将领之间的关系，来确保他们在关键时刻依赖自己的领导。蒋介石的一种微妙政治策略，确保了他在这个复杂的军事体系中有足够的话语权。

很多人可能会质疑吴绍周的说法，认为这只是他的个人观点，缺乏证据。但要想证明这一点，不妨从汤恩伯拉兵部队的方式来分析。汤恩伯的部队拉拢方式与陈诚的方式截然不同。陈诚每晋升一级，就会提拔自己的部下，逐步壮大自己的势力。相比之下，汤恩伯的做法更为独特——他并不拘泥于提升自己部下的职位，而是将他们推荐到其他部队担任与自己平级的职务，这样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积累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

汤恩伯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逐渐在军中树立起了强大的影响力。在担任第89师师长时，他就提拔了张雪中和冷欣；在担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时，他又提拔了何柱国。通过这些人，汤恩伯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军权，也通过这些部下一步步向更高职务迈进。

当然，汤恩伯并不像陈诚那样具有稳固的基础，毕竟他是黄埔系的后期加入者，并没有参与东征和北伐，甚至在黄埔系内部，许多比他资历更深的将领都在他的部下。因此，汤恩伯并不能像陈诚那样通过稳步晋升来拉拢部队。为了解决黄埔系将领过多的问题，汤恩伯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将这些人作为幕僚使用，二是在军队内部增设副师长、副军长等职务。这使得他系统内的黄埔系将领数量庞大，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其他将领逐渐被边缘化。

其中，唯一的例外便是吴绍周。吴绍周虽然并非黄埔生，却因其在汤恩伯系统内的表现受到了特殊照顾。起初，吴绍周以为自己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待遇，是因为自己曾在1932年救过汤恩伯一命。但随着对汤恩伯了解加深，他才意识到，汤恩伯如此提携自己，更多是为了向外界展示他并没有排斥异己。这成为了一个“标杆”，用来回应外界对汤恩伯排除异己的指责。

然而，吴绍周的命运并不如他所愿。1948年10月，汤恩伯为他推荐担任第4兵团司令官，可由于蒋介石与陈诚的关系紧张，陈诚压住了这一命令。直到11月中旬，吴绍周才得知此事，并且这时他已经带领部队加入了淮海战役。尽管他收到了命令，吴绍周依旧决定先打完这场战斗再宣布，未曾料到，最终他未能逃脱被俘的命运。

除此之外，汤恩伯还深谙与军内上层人物的交情。他与何应钦、俞济时、钱大钧等高层人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也让他在军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和影响力。随着蒋鼎文的调任，汤恩伯与蒋鼎文的关系变得尤为密切。蒋鼎文虽然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却手中并无自己的基本部队，这使得他不得不依赖汤恩伯的支持。蒋鼎文对军权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渴望，而是更多地关注如何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发挥作用。

总的来说，蒋鼎文与汤恩伯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外界所描述的那样充满敌意。二人相互依赖，互为支撑，这种合作与矛盾共存的局面，正是蒋介石在一战区能够维持局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