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7日，夜幕低垂，彭德怀推开临时指挥所的木门，略带玩笑地对邓华说道：“我当上了志愿军司令，你就别再当司令了，改当副的吧！”话音刚落，屋内昏黄的灯光下，几名参谋抬头望向他。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即将跨过鸭绿江的紧张氛围，似乎每个人都能感觉到那一刻的历史重量。

翻开当天的军委急电，可以清晰看到最高指挥部的决策：原本隶属于四野的15兵团被重新编组，成立了以13兵团为核心的志愿军主力部队。兵团番号变动，但核心班子和作战经验并未改变。毛泽东的一句话，“老四野能打硬仗”，使得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等几位将领迅速进入战时状态，接受了从中南海发出的命令。不到六小时，这份命令就传递到长春和辽阳的集结地。

提到四野，许多老兵仍然记得“打得快，走得疯”这句口号。38军的李天佑、39军的刘震、40军的韩先楚各有自己的独特战术：38军擅长夜间突袭，一到深夜，部队便像利箭般刺向敌阵；39军擅长纵深穿插，号称“背靠黄河不回头”；而40军则以火力强大、山地作战能力突出著称。邓华所挑选的这三个军，都是经过解放战争最残酷战斗洗礼的“尖刀部队”。

部队准备渡江的那天，列车停在安东（今丹东）郊外的一座偏僻小站。车厢的灯光熄灭，士兵们紧握步枪，摸黑下车。尽管补给充足，但上千匹骡马的喘息声和炮车滚动的咯吱声，总是让人担忧美军侦察机的夜间巡逻。邓华瞥了一眼山口，说：“轻装越界，粮弹够三天，剩下的边打边找。”那句“边打边找”后来成了志愿军后勤最真实的写照。

在入朝后的初期，志愿军凭借着这种拼劲和韧性，连续打下四场胜仗。彭德怀几乎每天都趴在地图前，脾气暴躁，往往一支铅笔一天能折断三根。而邓华性格沉稳，两人在讨论战法时常常意见相左，火花四溅。但无论如何，在指挥部外，他们总是一起蹲在坑道里吃高粱米。彭德怀曾拍拍邓华的肩膀，说：“老邓，我最爱听逆耳的话，你尽管说。”

随着胜利逐渐增多，士气愈发高涨。1951年4月中旬，在临津江畔的帐篷里召开的一次作战会议上，气氛有些激昂。几位将领争论激烈，提出要趁胜追击，一口气打回三八线以南。邓华却冷静地按住地图，提出了“部队瘦插、火力厚击”的折中方案。他语气缓慢，却异常坚定：“敌人空中优势尚未削弱，我们的补给线越来越长，贸然大步追击风险很大。”会议一度陷入沉默，但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倾向于全面反攻，彭德怀也担心士气受挫，最后决定进行大规模反击。

1951年4月22日清晨，第五次战役拉开帷幕。美军三万多门炮火将战斗的号角吹响，犹如钢铁暴雨般倾泻而下。志愿军却顽强地开辟出一个“V”形突破口，成功将美军北第1军团分割成两段。经过50天的激烈战斗，敌军伤亡达到8万，而志愿军的伤亡也接近7.5万。战后，彭德怀拿着损失统计单将烟袋摔在地上，愤怒地说道：“这仗打得不够光彩。”他将此次战役视为自己指挥生涯的一个失误，直言不讳地说，“我没听邓华的建议，才导致了这场‘亏’。”

1952年4月，因旧伤复发，彭德怀不得不回国治疗。临别时，他给毛泽东写信：“我离开前线后，只有老邓可以托付。”中央最终批准邓华接替彭德怀的职位，担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当指令下达的那晚，正值江北前沿阵地被猛烈轰炸，邓华从地堡里钻出来，拍拍身上的灰尘，说：“司令是谁无所谓，重要的是兵能活着打完仗。”

邓华接手后，第一件事不是改变战术，而是“补路”。他调动了大量兵力牵制敌人前线，同时抽调七万工兵和民工修复后方公路、架设索桥、建设供给线。他常说：“有饭吃才能打硬仗。”几个星期后，前方的弹药、棉衣和罐头源源不断地送到，一线部队的冻伤率也第一次下降到个位数。

停战协议签署前，联合国军提出交换伤员。邓华在板门店冷冷地回了一句：“一个也不能少。”最后，双方成功交接了6700多名病号，唯一缺少的两人是因为抢救无效而未能送达，这也成了邓华最不愿提起的痛。

1955年，邓华在授衔典礼上佩戴上将肩章，看似一切顺利。然而，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却遭遇了职业生涯的重大挑战。会上有人逼迫他“表态批判彭德怀”，邓华只是淡淡地说：“彭总打仗让我服气，别的我不懂。”这一回答让他被扣上了“假批判真包庇”的标签，最终被撤职，调任四川副省长。当他从北京南站离开时，身穿黑色西装和胶底鞋，回头看了两眼，默默无语。

1965年秋天，彭德怀作为三线建设副主任来到成都。那天晚上，他和警卫员景希珍小心避开路灯，悄悄来到童子街的邓华住所门前。警卫员低声问：“我去敲门吗？”彭德怀摆了摆手：“不进去了，别再打扰他。”两人站在雨中的街头，默默沉寂了好一会儿，才悄然离开。邓华坐在屋内，窗外的灯光亮着，却永远不知道那段沉默的时光。

经历了风风雨雨，邓华在晚年对朋友说：“人抬人，人上人；人踩人，踩死人。”对于过去的荣辱功过，他不愿多言。当有人问他是否后悔时，邓华摇了摇头：“打仗该说的都说了，不后悔。”这句话，成为了后人永远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