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萧克来到平西，担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当时，按照上级安排，他的政委是陈漫远。彼时，陈漫远正在晋察冀第三军分区担任司令，而冀热察挺进军的级别虽然低于晋察冀军区，但仍高于第三军分区。从这一角度看，陈漫远从第三军分区的司令调任为冀热察挺进军的政委，实际上是一次晋升。

然而，陈漫远并不愿意接受新的任命。当时他正与副手黄上将发生矛盾。黄上将虽然作战能力出众，但对政工干部心存轻视，而陈漫远正是从政工干部起步。黄上将对陈漫远缺乏应有的尊重，这使得两人关系紧张，政委王平多次出面调解，却收效甚微。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漫远自然不愿意调离第三军分区，前往平西上任。对于他来说，和副手的矛盾尚未解决，贸然调动不仅面临人际关系的复杂局面，也可能使得他在新环境中难以开展工作。因此，陈漫远坚决拒绝了这一安排，选择继续留在晋察冀第三军分区。

由于陈漫远拒绝上任，冀热察挺进军急需一名政委，而萧克无奈只得兼任政委，军政一肩挑，成为挺进军的实际掌权者。陈漫远未能如期到任，给挺进军以及萧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冀热察挺进军的权力过于集中，缺乏了必要的制衡。萧克作为司令兼政委，同时担任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集中了极大的权力。缺乏政委的平衡，使得整个军队的权力运作失去了应有的制衡，这种权力过度集中，也成为后来高志远被处决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陈漫远担任政委，理应在军政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那时，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的职位可能会被压缩，导致当时高志远问题的表决发生变化。当时的决策中，萧克和马辉之主张对高志远严惩，而宋时轮与邓华则持反对意见。伍晋南的一票至关重要，他最终投了赞成票，支持萧克，导致高志远不久后被处决。如果陈漫远在场，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高志远的“叛变”一事，主要是基于他秘书陈飞的单方面指控，且缺乏直接证据，陈漫远如果反对，势必会影响整个决策进程。倘若他反对，结果可能是三票反对，高志远的命运也许会有所不同。若高志远未被处决，冀东抗联的士气不至于崩溃，冀热察挺进军的战力也不会因此削弱。

再者，1939年，八路军的政委在军队决策中通常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若陈漫远赴任，他不仅能在军事上对萧克进行制衡，也能在政策和决策上对整体局面产生积极影响。可以推测，若陈漫远担任政委，挺进军内外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或许会更强，宋时轮、邓华等人可能也不至于离开，挺进军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都会得到较好的维护。

如果我们进一步推测，即使其他因素未能改变，陈漫远仍能在挺进军最困难的1941年发挥关键作用。1941年，冀热察挺进军的主力部队已经退至百花山南的山区，这里的地理条件十分严峻，百姓生活贫困，勉强维持生计。在这种环境下，如何维持一万多人脱产的日常运作，成为了大难题。军队主力、地方武装、党政干部及机关人员、报社、剧团等多达一万人的脱产人员，已经使得当地百姓负担过重，民众的怨言不断。

作为军事指挥员出身的萧克在政工方面的经验较为薄弱，兼任政委后，也未能有效调整这一状况。结果，地方百姓的负担日益沉重，不久后，萧克开始在平西地区征兵。由于宣传不到位，一些地方出现了“强迫征兵”的现象，这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最终演变为“民变”，幸好杨成武及时赶到，才得以平息。

若陈漫远担任政委，他必定会意识到当地百姓的困境，采取措施精简脱产人员，减少对民众的压榨。通过合理精简2000多名机关人员，甚至可以削减部分文化和宣传队伍的人员，将更多资源和力量转向战斗部队。如此一来，萧克无需进行大规模征兵，民变也就不再发生，冀热察挺进军的番号或许也不会在半年后被撤销，萧克也无需被调回晋察冀，担任聂帅的副手。

因此，陈漫远没有上任，对萧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政委的缺席，使得萧克在处理政治和民生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导致冀热察挺进军未能在平西站稳脚跟，这成为了萧克无法避免的遗憾。

以上内容主要参考了《1942年6月19日分局在姚许考察后关于平西工作向中央北方局的报告》。